近代以来， 中国与西方的精神沟通大大加强，同时伴生了许多囫囵吞枣的现象；类似于文明伴生欺骗，除了环境及历史因素对语言本身的影响和翻译中的误读之外，还有思维方式和观念价值的原因，主要表现在通才与专才、主流专业与次要专业、复杂现象与简单现象三个方面。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重视通才，专才只是“次一等”的人才；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这样， 但是商业和工业相继兴起之后反了过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近代西方“沟通”到中国的知识主要是专才型的知识，迫使中国原有的知识也分割为不同的学术科目，人为建立壁垒。到了二十世纪之末，“交叉学科”反而成了一种新东西。更有一些知识结构老化的 “院士”，把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拒之“壁”外，理由仅仅是“看不懂”三个字，既不组织讨论，也不穷究学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所谓“看不懂”，并不是因为超出自己的专业，而是因为超出自己熟悉的术语和方法。这与中国书院制度中容纳异已的风范大相径庭，原因是:通才不会因为别人在某一个方面高出自己就危及自己的学术地位， 相反， 容纳的异已越多， 才越可能“通” 。 专才就不同了，自己本来只是占据着一个独木桥，别人一上来，就把自己挤下去了。如果专才型的知识不辅以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和标新立异的新闻透明制度，那么，中西之间的“沟通”常常会变成单向的:西方人定论之后，中国人才承认。这对全人类的知识积累十分不利，因为中国人的通才传统使得中国学者在复杂现象的研究中大大超出西方学者， 远期的中医不说，近期的一元数理论(刘绍光)和预测论(翁文波)都是不分国界的知识成就，可是由于缺少评价和“放大”，这些宝贵的知识既没有在中国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为其它国家的百姓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在中国难以实施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和标新立异的新闻透明制度，就有必要倡导通才型的书院制度，由通才，而不是由独木桥上的专才来评定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社会学科中，即使在美国，“匿名评审制度的评审人水平和动力都不足。不愿意接受那些针对自己国家弊病的文章。因为那些权威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给学生们散布过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导致了学生们对于本国状况的错误理解。 ”典型的案例是:首先研究美国寻租现象的塔洛克遭到了冷遇，几年之后研究印度和土耳其寻租现象的克鲁格却得到热遇新闻透明制度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记者们有能力评价正确观念，也受到利益集团的掣肘。书院制度不存在这种局限。

主流专业与次要专业的问题是指: 西学的主流专业(也称“显学”)是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度“分”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但是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又趋向“合”)，其它是次要专业，哲学是非常次要的专业。“沟通”的早期状况可参见钱钟书著的 《围城》:钱钟书的第一化身方鸿渐学过哲学， 只因“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社会学也不成气候，才转来学哲学，最后转回中国文学系毕业。在方鸿渐的年代，中国文学根本就不是“学”，所以方鸿渐听那些进了西方围城的人说自己又是哲学家又是诗人，就“吓得跳起来”。可是面对着没有冲出中国围城的人们，方鸿渐竟能发挥大哲学家叔本华的妙论，把西洋文明中 “长存不灭” 的东西归纳为两样:鸦片和梅毒。书中进了西方围城的“哲学家褚慎明。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却用几句奉承话就骗到手三四十封信，让西方三四十位 “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为自己当“托儿”。钱钟书的第二化身赵辛楣学法律， 说得更直率:“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关于这两个“化身”，钱夫人杨绛女士有介绍。钱钟书自己的大关怀，除了赵辛楣之外，还寄托在唐晓芙身上，唐晓芙学政治学。唐晓芙“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 ----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赵辛楣体谅李梅亭和顾尔谦，本来是《四书·大学》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却被方鸿渐说成“真有民主精神”，褒意多于贬意。

西方围城中的专业从钱钟书的父辈 “沟通”到中国，在钱钟书时代还保持着西方的主次之分， 但是到了更下一代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主次颠倒:哲学一度被说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成了主流；后来“社会学”又在传媒中满天飞。这种颠倒与中国重视通才的传统相关: 哲学似乎可以不受专业壁垒的限制，什么都“沾”；社会学顾名思义，似乎研究社会中的“一切”。可是进入哲学系或社会学系的学生很快就发现，什么都“沾”其实是“什么都不学”，只学“思辨”；至于社会学，其实是研究社会中“被主流学科剩下来的一切”。

尽管到了二十世纪之末，“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上升为主流，“制度经济学”也受到越来越多文科学生的重视，可是前期“沟通”的后遗症仍然存在:1997年末，笔者的一个学生准备写篇东西“批驳”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汪晖主张“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 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反省“二元对立的语式”，重新检讨“现代性”。学生要“批驳”的内容是:汪先生本人也是“二分法”，认为“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家都是一条路，“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 ，成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笔者读后认为:汪先生没有“二分”，因为他承认中国参加了“全球化”的过程，全世界只有“一”。云里雾里争了许久，最后发现，原来是“两分法”在作怪，真叫人哭笑不得 ---- 只要把“二分法”改成“非此即彼法” ，笔者和学生之间就成了一片晴空:汪先生主张超越“非此即彼”，就是要加上 “非彼”，认识到中国进入全球化过程之后，负面影响不可小觑；汪先生缺少进一步超越， 他没有加上“即此”，没有认识到资源文化条件使中国不可能像欧美那样，仅只带着一点儿“负面影响”就顺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