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此即彼” 是“一元”,竟被说成了“二元”!
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选择 “一锅煮”,就像把“矛”和“盾”焊在一起说是“二元武器”;其实没有任何人使用过这种武器。“二元”的滥用,源出于“辩证法”----一个讨论“全球化”的学者,由于受到“哲学是主流专业”的遗害,所以要使用“二分法”。其实,西语环境中的“dialectic”本来就不应该翻译成“辩证法”,而应该翻译成“矛盾法” ,可是正确的翻译被当时的学术权威胡适否定,使得一个并不神秘的概念,变成了包治百病的“万金油”,谬种流传,为害甚大。
“辩”字中的那个“言”,带有“口说无凭”的含义,这与中医“辨证施治”大不相同:中医的“辨”字中不是“言”,而是“刀”:要诉诸临床效果。中医的“辨证”是个动宾词组:辨别出了“证”,才能对“症”下药。“证”是阴阳平衡或不平衡的总判断,所以要 “辨”;“症”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施治”。把“辨”字中的“刀”换成“言”,却又借用了中医的“证”,搞了个“辩证”,就象“李逵”和“李鬼”,教普通人真假难“辨”(注意,中间是“刀”)!
“辩证” (注意,中间是“言”)是个偏正词组:用“辩”的方法去“证”。最初的翻译家选择带 “言” 的 “辩”,这没错儿,只是普通人区分不了这个 “辩证”和那个带“刀” 的 “辨证”。在“文革”中,有的“民间哲学家”还不大认字,只听声音,两个“变”证都一样,仿佛都能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黑格尔的辩证法只在精神现象之中才能说得通,离开了“言”,就不能“证”。可是,除了翻译家和少数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夹在两个“辛”之间的小小之“言”,不会想到辩证法的“正、反、合”只在“言”内有“证”----一个人第一次看见驴子之前, 头脑里没有驴子,只有“我”,这叫“正”;他注意“琢磨”驴子的时候,头脑里只有驴子, 没有 “我”,这叫“反”;他熟悉了驴子之后,头脑里既有驴子,也有“我”,这叫“合”。
辩证法如果跑出了“言”,就会和人类的基本明辨(逻辑)规律“顶牛”!
矛盾律就是一个基本的明辨(逻辑)规律:“生”是正,“死”是反,可是不能“合”,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性质不能在同一时间属于同一个体,不能“辩证”。
“氢”、“氧”和“水”不是辩证关系,不是正、反、合:不能只看到“水”是两个氢和一个氧的化合物,就说氢是氧的“反”,也不能说氧是氢的“反”!它们不但不“反”,反而互“亲”,化学上叫“亲合力”。
男人不是女人的“反”,女人也不是男人的“反”,合在一起成“亲”,生儿育女,跟“辩证法”没有什么关系!
老板和雇员也不是一对矛盾, 因为雇员不是老板的“反”。雇员就是雇员,雇员和老板的关系是“交易互利”(参见上节)。比男女成亲的关系疏远得多,可是不是“正、反关系, 不是生死不相容的关系。经济学家认识到 “交易”过程中存在“博奕”,也不是“正、 反”关系。双方执行合约,纠纷减少;只要有一方违约,纠纷就可能增加。“不同的原因(条件) 导致不同的结果” , 正如水到了零度结成冰,不是“矛盾转化”:“氢”和“氧”在零上四度和零下四度全都一样“亲合”。
正负电子对撞机中有一个正、反、“合”。只可惜这个“合”要带引号,因为也可以说成 “分” ----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相撞之后,不能“和平共处”,只能“同归于尽”,嬗变为一对光子,分道扬镳。
“矛”是 “盾”的“反”,可是矛与盾“合”不到一块儿去!
不是说不能把“矛”和“盾”绑在一起,焊在一起,熔化在一起,而是说你这么“合”了之后想干嘛? 拿着这“矛盾”武器上战场?碍手碍脚被敌人砍脑袋?还是想把它当个带柄的锅子煮肉吃?这里还有“矛”吗?有“盾”吗?
把 “dialectic”翻译成“矛盾法”,就可以提醒说汉语的人们:不要在现实的生活中自相矛盾!
那个卖矛又卖盾的人如果不夸下海口说:“我的矛可以刺穿世界上任何一个盾,我的盾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支矛刺穿。”他就不会自相矛盾了,尽可以卖矛又卖盾。
“辩证”不“辩证”,跟一个人偷了电线能不能“转化”根本就没关系!
有个社会学者, 调查统计出80%的中国青年认为“成功的要素是智力和毅力”,然后就用“两分法”来比较毅力与兴趣:外在与内在、被动与主动、苦与乐,等等,结论是:中国青年应该多注意兴趣。
兴趣与毅力根本不能“两分”!
兴趣是毅力的前提,兴趣调动起来之后,成功的关键就是毅力:有兴趣才会有毅力,却不是有了兴趣就一定有毅力。
“兴趣”的心理学名称是“内驱力”:玩耍娱乐、高考入榜、积累金钱、官迷心窍、功成名就,都是人类行为的内驱力,都是“兴趣”。
80%的中国青年没错儿,是那个“学者”错了,他的“辩证”跑出了圈儿,把常理遮蔽了: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进一步来看,社会学统计中的“ 80%”不过是一个数字游戏,用来满足工业化时代对于数字的迷信---- 这个“80%”与经典的物理化学中的数字十分不同,不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的可重复数据,而是“问卷调查”的结果。大多数问卷调查数据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模型求量”: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了“框框”模型 ,问卷设计者只问那些被模型“框住”的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模型中的“因子”及其社会均值(参量),而不是“事实”。因子或参量比真实世界中的相关事物简单得多,所以有关研究结果的价值也就比实境调查和实地调查小得多,更不可能像文献检索那样发现较长时期的较复杂的社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