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讨论复杂与简单的中西沟通问题 ---- 在相对简单现象的研究方面， 中国可以较多地吸收西方的优点，而在复杂现象的研究方面，西方可以较多地吸收中国的优点。“研究”的目的是根据已知的实事预测未来的事实，有助于人类的个体生存或群体延续。“简单现象是具有确定周期的重复现象，如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最容易预测；“相对简单现象”是控制一定条件就能重复的现象，如物理化学实验，比较容易预测；“复杂现象”是很难通过控制条件来重复的现象，如人的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很难预测。

问卷调查是社会研究方案中最为简单容易的一种。 只要不是文盲， 筹到了必要的经费，就可以搞一次问卷调查:无论调查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反正能够拿出调查结果。现代的“社会学家”满天飞，就因为有些人做了几次甚至一次问卷调查就自认为是社会学家。其实，问卷结果是社会研究中最缺少知识的内容，问卷本身相当于自然研究中的技术，普通人学了就会用。就像开汽车，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尽管有一些技术是科学派生的，但是也有一些技术与科学无关，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给“摸”出来的；这种技术也可能很实用，但是在社会学中很少。因为社会是复杂现象。问卷调查的结果较少用于决策过程，因为这些结果不比一个 “明察暗访”的决策者所掌握的情报多，更不包括新苗头、新动向、新问题，所以，问卷调查数据常常出现在消闲报刊上，用来满足较低层次的精神需要，十分类似于星象预测。

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 问卷调查才能进行预测。例如，在美国较准确地预测全民普选结果，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1，每张选票对于最后结果具有固定的效用，目前是每票等值，因子参量与最后结果线性相关，总体等于部分之和；2，在调查日期与选举日期之间， 选民中的多数人都不会改变选择，很少出现“时滞”效应；3，多数选民都愿意把自己的选择公开说出来，不但没有顾虑，而且还怕不能影响更多的人；4，选举程序中监督严格，投票和计票较少伪假冒。前两个条件，是线性简单系统的条件，物理化学系统都满足这两个条件。但是，人类社会是最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比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还要复杂，只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又只有极为特殊的问卷调查能够付诸实施。预测选举结果的调查之所以能够得到资助，是因为: 1，人有“探秘”需要，调查结果能够帮助传媒获得广告收益；2，在调查结果发布日期与选举结果发布日期之间，有足够长的时间，使人们感到自己确实“探”到了“秘”。

复杂现象不是线性系统，而且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人的生命历程属于复杂性相对较低的层次， 虽然很难准确预测一个人的生命长短，可是对于生壮老死这样一个过程，不夭亡的每个人都是“相似”的，在复杂现象研究中称为“自相似”，“自”是指同一类复杂现象。社会变迁属于复杂性较高的层次，把社会变迁包括在内的宇宙变迁是更高的层次，其中有一些不可能重复观察的现象，如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社会起源等等，在复杂现象研究中称为 “自组织过程中的奇怪吸引子”，“自组织”是指低层次的复杂现象没有样板(如没有遗传基因) 地演变成高层次的复杂现象，“吸引子”是高层次复杂现象的整体有序性的源头，“奇怪”是表示很难用低层次的线性叠加来理解。

“理解”有两个含义:解释和预测。从预测来看，主要是寻找因果规律(参见第4 - 3节和第6 - 1节表一)。“因”与“果”是不同类的现象，“因”在前，“果”在后，两两相连，确定地可以重复。“果”常常由多种“因”决定，在现代，有些“因”被说成“条件”，另一些被说成“因子”。《墨子·经上》第一句 “故，所得而后成也”是十分准确的定义:原因或条件(故)，就是有了(得)就能引出结果(成) 的东西。一般认为“因”是相对简单的现象，“果”是相对复杂的现象 ----《经上》 第二句是:“体，分于兼也”，局部(体)是整体(兼)中分出来的一部分；所以局部比整体简单。 初读 《墨子·经上》 的读者会发现:在“故，所得而后成也。”之后，不是“体，分于兼也。”而是“止，以久也。”---- 测完，是随着时间推移的结果。在《经说上》之中， 这是第50条经文，不是第2条。依此类推，“体，分于兼也。”之后的“必，不已也<与确定的测量结果对应，却可能永远测不完>”是第51条经文，不是第4条。这种排序是把全部经文写好之后，在第49条和50条之间截断，把第50条到第96条与第1至49条穿插排列。 到第38条和紧接的第87条，上一条序号加上49就是下一条的序号。第87条之后稍有变化。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文献编排或竹简抄写中的技术原因造成的。但是从《经上》的严密性来看，这种序次是有意安排的:墨家用这种方式深刻地揭示思维表达规律 ---- 人类认识大千世界，最基础的两种方法是识别定性和测量定量。《经上》把这两种认识穿插排序，促使人们意识到测量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十分类似于现代的物理学家:一切物理实验都以识别和测量为基础，缺一不可，而且两者并重，不能偏颇。第70条之后的讨论与测量无关，转而讨论判断真伪的规则和明辨<逻辑>，但仍与第21条之后的经文穿插排序，因为明辨逻辑与测量都要借助“重设名词”。

当原因和结果不容易判定时， 寻找更深层的基本因子是一种方法----这些因子及其规律能够线性地“决定”结果。如果一个或几个基本因子不止决定一个结果， 而是决定许多结果，从不同的条件可以预测不同的结果，甚至一层层地把结果推论出来，就成了“科学理论”。层次越多，那些因子就显得越“基本”。这样的科学理论以物理学为典型， 化学次之，生物学又次之，而在社会研究中，直到21世纪之初，还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科学理论”。

中西之间的精神沟通，不但可以互相吸取对方的成功，还可以互相借鉴对方的失败 ---- 上述局限性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上述的管仲相当于亚当·斯密，由于中国的环境条件相对严酷， 有效期很短，一般不超过30年，同时继发后果很严重，所以管仲死后不久，人们就不得不寻找新的规律:秦汉之交的张良，就相当于凯恩斯；汉初的黄老之学，用阴阳五行、奇门遁甲来模拟社会行为，就相当于凯恩斯之后的各种理论模型。这些方法与近代的社会经济模型一样，都曾参与决策，而且有过一定的良性作用，但它们也一样是短视的、短效的，不能保证群体延续，所以，汉代建国五十年左右，平定了七国之乱后，到了汉武帝时期， 始扬弃建立模型的方法，采用儒家“述而不作”“以史为鉴”的方法:实事求是。尽管后来又出现过短视政治的回潮，但是每一次回潮之后，都会被扬弃为以儒家为主流的稳定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