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完全类似， 缺少经济学知识的文化学家，以及缺少文化学知识的经济学家，都不足以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历史进行“立体观察”，常常误将立体看作平面，甚至大小不分、深浅不辨。

例如，有些人提出“为什么西方首先开始科学民主”这个问题，下意识地把“科学”与 “民主”作为同一个维度的事物。其实，“科学”处于文化维度，“民主”处于经济维度，二者并不是同步的。第一个开始现代西方式代议制度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就与科学无缘。 “民主”，严格地说是“选举代议组织”，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是“人民作主”，学者们称之为“民主悖论”。

不分经济与文化就缺乏 “三维立体观察”，只能进行“二维平面观察”或“一维点线观察”。本节开始的问题，就曾被“一维观察”的学者误解了:误认为19~20世纪的中国相似于16~17世纪的英国。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16~17世纪的英国与公元前3~2世纪的中国更相似。只有从动乱这一“点”来看，16~17世纪的英国才与19~20世纪的中国相似。

从分化与组织的经济角度来看，这两个时代都处于割据的封建社会末期，“走向高层原则”增大了脱离直接生产人员所占的比例，社会成员们不得不选择“战国争霸”---- 查理一世不过是没有成功的秦始皇，克伦威尔是成功了一半的刘邦。克伦威尔不具备条件来把“武功”转轨为“文治”，所以，在他死后八个月，他的儿子就失去政权。随后，查理二世复辟。此后英国开始创建的市场竞争社会以英格兰教会凝聚人心，正如汉代开始创建的科举竞争社会以独尊儒术凝聚人心。市场竞争与科举竞争是同构同功的。这种相似性还可以再向前追溯到英帝国崛起之前，威尼斯式的“民主”仅限于上层内部，正如在秦汉崛起之前的郑国:七穆轮流担任行政首脑“正卿” 。上层“民主”在春秋时期并非罕见。当时的卿分为两类:“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前者内部实施“民主”，国君如有重大失误，就进行集体讨论和决策；如果国君仍然一意孤行，就进行弹劾并选举新君，即“易位”。

从创新与同化的文化角度来看， 相似的时代产生了相似的思想家----在这个大变动之前，佛罗伦萨的马利维基写的《君王论》，就与韩国的韩非不谋而合；在大变动之后，洛克的《人类悟性论》也与王充说的“事有证验，以效实然”毫无二致。

与此相反，19~20世纪的中国变动源于列强入侵、皇权衰解和政党起自下层；变动之前只有传统文化，变动之后全盘反传统；各方面都与16~17世纪的英国大不相同， 只在“动乱”这一点上相似，但这是任何一个大变动时期的特征。这种非立体非平面的“点”特征之所以被强调，就是因为缺乏“立体”观察，只根据英国在大变动之后发明了蒸汽机，而中国还没有，就在头脑中形成了畸变的“视象”，把错觉当成了结论的出发点。 其实，中国在秦汉大变动之后发明的造纸技术，不比蒸汽机的经济意义小----科举竞争需要纸，正如市场竞争需要蒸汽机。

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 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才能更全面、更深入、更合理。从不同的角度， 可能寻找到不同的可测事实系列，在这些不同的系列之中寻找共同的可测规律，可以发挥不同学科的专家们的特长，使社会知识更有效地有益于群体延续。寻找共同的可测规律，正如数学中求取最小公倍数，在预测论中称为“公度”。

对旅游来说， 也要从生理心理和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认识，因此，也要参考其它领域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