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远离村落中心的土地用作非农耕公地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瘠薄地和不易农耕的坡地，也被用作非农耕公地。

除了人口加密之外， 自然灾害也导致早期的非闲暇空间扩展：近代考古发掘出来的“蓝田人”，与文献中记载的“伏牺”母亲的出生地相同，但是伏牺却不是出生在陕西的蓝田，而是出生在甘肃的秦安。这说明“伏牺”母亲所属的“羊”图腾氏族只经过不到一代人，就迁移了很长的距离：现代地图上的直线距离约340公里，逆渭河而上。 迁移的原因就是环境变得严酷了，不是一年四季都能采集食物，人们不得不发展畜牧业， 分化出“羊”图腾氏族。到了伏牺的母亲这一代，这个氏族不得不与其它的氏族一起长途迁移。

伏牺首开父系社会，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开创父系的神农。神农的祖先也属于“羊”图腾氏族， 而且也和伏牺的母亲一起西迁。西迁之后，环境仍然不好，甚至更坏，但是当伏牺开创父系社会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墨守成规，坚持母系，所以“羊”图腾氏族发生了分裂： 一部分人跟了伏羲，成为“牺”氏族；其他人仍然保留母系，成为“姜”氏族。几百年之后，“姜”氏族也不得不转型为父系，领袖就是神农(炎帝)，神农姓“姜”。“姜”氏族在伏牺时代不是通过社会转型来适应比较严酷的环境，而是重新撤回陕西，在岐山一带定居，把当地的河水称为“姜水”。

从伏牺神农直到尧舜时期，中国人也像现在的西方人一样，名在前，姓在后。《易经·系辞》 中说伏牺是“包牺”，后人常说成“伏牺”。在不同的文献中，“牺”总是一样的，因为这是 “姓”，不只用于一个人，也不只用于一代人，所以在口传过程中没有走样。 “牺”氏族后来也不得不东撤，那时在陕西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他们撤到山西南部才定居下来，到轩辕(黄帝)时重新崛起。

在迁移过程中虽然有空间扩展， 但是定居下来之后，活动空间仍然十分有限。直到黄帝的第三代接班人尧帝时期， 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变化。尧有一个重要助手“四岳”，意思是管理四方：疆界有四个方向，所以叫作“四岳”。“岳”是边界，也就是山后有大山的地方。 “岳”字上面的那个“丘”，是从近处的山尖上看过去，远处的大山显得较为模糊平缓，似乎是“丘”。

真正的空间扩展是在全球性的洪水之后， 自然灾害 “逼迫” 尧的接班人舜帝亲自“巡守(狩)”了东岳(岱宗)、南岳、西岳、北岳，强化了一系列经营管理措施。经营管理措施的最重要内容是分工与分层：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提供许多“生态位”，使得许多人都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正如老虎和老鼠可以在同一块地域中生活，因为它们需要的食物不同， 生态位不同。 如果老虎只吃老鼠，它就不会消灭老鼠，因为在老鼠被吃光之前，老虎就会跑到别的区域去，要不就会饿死。可是如果老虎“最爱”吃老鼠，同时还吃别的动物，在吃光老鼠之前，“一切向鼠看”，那么老鼠就难逃灭顶之灾。正像捕鲸的人，如果只能靠捕鲸为生，在最后几条鲸被捕杀之前就会死去；可是如果他们还有其它的生活来源，鲸越少价越高，他们就会把鲸灭绝光：“一切向钱看”，最爱高价。现存的哺乳纲动物中， 除了人类之外，很少有哪种动物能够灭绝不同生态位的动物；但是都能灭绝同一个生态位的动物， 首先就是灭绝争夺同一生态位的同种类动物。如果“人人平等”，就必须有很大的空间才能减少战争，但是有了分工与分层，较小的空间就能保卫和平。

与闲暇相关的空间扩展则是在社会分层相对固定，受养人有了闲暇之后：夏代的启是大禹的儿子， 他用人造的体积巨大的“钧台”来进行空间扩展。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巴比仑的空中花园，也是这一类大型人造景观。

“巨大的人造体积”作为空间扩展的方式，与人类相互覆盖的“合群”需要有关。上述的人造体积既满足精神需要， 也满足居住集会等物质性的需要；既有实用性，又有安全感和崇高感。金字塔也有双重功能：供活人集会祭祀，供死人居住，早期人类认为人死后仍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