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我们仨》第六篇写道：“我家有一部《童谣大观》，四册合订一本原是三姑母给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册。不知怎么这本书会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带来教她女儿的。当时这本书属于小妹妹阿必，我临睡有闲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圆圆按：杨绛女儿钱瑗的小名唱童谣。圆圆能背很多。我免得她脱漏字句，叫她用手指点着书背。书上的字相当大，圆圆的小嫩指头一字字点着，恰好合适。没想到她由此认了不少字。”杨绛先生还更具体地记述了圆圆拿了《童谣大观》学认字的情景。显然，《童谣大观》这部书，曾在杨绛先生的童年，以及她女儿圆圆的童年，产生深刻影响。
   童谣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歌谣、谚语与成语一样，都是现实世界的神髓，正如鲁迅先生论及成语时说的那样，“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何典·题记》我国历代谣、谚遗产的丰富，在全世界肯定是首屈一指。仅就童谣而论，自古以来，二个方面的人，都很重视。一是统治者，有些朝代专门设置相应机构，派出专人至民间搜集童谣，作为记录，研究当代或前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学者、才子杨升庵编的《古今风谣》、清初学者郑旭旦编的《天籁集》、清末学者杜文澜编的《古谣谚》、民国年间顾颉刚先生编的《吴歌》甲、乙集。这些书中都有大量的童谣。我是研究历史的，又忝为作家之列，一直注意历代童谣，有关的书，能买到必买，买不到的，必设法借来，边阅读，边摘其要者，抄成卡片。而可以复印的，则复印。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同事、在本所图书馆按：我所图书馆所藏线装书甚丰，在北京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位居第三。）工作的杨志清先生，示我馆藏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由雅仙居士金华陈和祥编辑的《绘图童谣大观》，翻阅之下，喜不至胜，当即复印，并请人装订成书。
    这部书尽管有四册，但因为字大，且每首童谣都有精美插图，故加在一起，也不到一百页，很适合儿童阅读。编者很有见地。常言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编者所编的童谣，以上海周围――也就是江浙地区的童谣为主，但也有广东、四川、湖北、河北等省的童谣入选。这就必然带来语言、民俗方面的隔膜，使儿童看不懂。难得的是编者加了不少必要的简明扼要的说明，使儿童一目了然。童谣很多，难免夹杂着糟粕。本书除个别童谣如嘲笑麻子等生理残疾现象的童谣选入欠妥，又缺少批判的说明外，绝大多数童谣都选得很精当，而且涉及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内容广博。第二册有首吴江县的童谣《戒奢侈》：“著衣看家当，吃食看来方。种田钱，万万年，一蓬烟。”这是对官府贪贿的抨击。当然，这首歌谣也透露出农业社会的农本思想，以种田为第一要紧的事，是根本，虽已是民国了，但吴江县乡下仍然是以种地为主，故小孩子仍然唱着这古老的歌谣。第四册选了一首武昌童谣《警备队》“……人家妇女陪他睡，他的妇女陪官睡。强盗土匪他不管，只把有钱的百姓来问罪。”尖锐地揭露了警备队的腐败。第二册还编入一首《算错命》的童谣：“姐在房里绣花枕，耳听门外弦子声，开开门来请先生。先生请到里头坐，报个八字给你听。拿起八字算一算，还有三年才动婚。姐儿一听就生嗔，怒也骂声瞎子滚出门头胎生过了二胎要临盆”这是对算命之类迷信活动的有力揭露，而且很幽默，儿童读后，肯定会笑出声来。破除迷信最好的办法，就是普及科学知识。《童谣大观》的编者，很重视这一点。如第三册选了一首常州童谣《显微镜》：“显微镜，真好顽，让我过来看一回，看见鱼子像鸭蛋，看见头发像门闩，看见丝线像草把，看见针眼像天窗，蚊子撒尿像大海，苍蝇屙屎像高山。人若不肯信我话，请他买个镜子顽一顽”这首童谣形象、夸张，真是活龙活现，即使用今天的水准来衡量，也不失为是一首科普的优秀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