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纯粹的乡村妇女，一个文盲。也许这样说有点不太确切，因为我的外公虽说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他们村里唯一的一位私塾先生。母亲在他的耳儒目染之下，还是认得几个字，算得几个数的。所以，母亲事实上最多只能算是半个文盲。和村里同辈的妇女比较，母亲应当是属于较高学历的了。

母亲这一生最大的奇迹应该是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七，这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字来说，不算太大，不过等于一个星期的天数，有时候我们随便闭上眼睛，时间悄无声息溜走都可以用若干个7秒来计算。但是，当七和我们联系起来的时候，就足以变得很不同寻常起来。谁都知道，我们国家从七十年代末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而我母亲那时才刚结婚不久。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打游击战的勇气就决不会有我及我下面的弟弟妹妹（可惜的是，我的两个最小的弟弟过早的夭折了——这是母亲唯一感到遗憾的地方）。如果过年你到我家来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家人丁的兴旺。我们兄妹五个加上父亲母亲还有奶奶围成满满的一桌，热热闹闹的把节日的喜庆推向高潮。在这个普遍以四口之家为标准的时代，我们为我们家少有的声势浩大而感到一种莫名的自豪。

很多人回忆起他们的母亲的时候，记忆深处总会浮现出作为少妇的母亲的美丽。我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似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母亲似乎从来就是那么矮小，从来就是体弱多病的。母亲脸上的一道道深刻的皱纹，头上一根根藏在黑色背景下的白发，似乎从我开始记事起就深深的刻进了我的脑袋中，寄居到现在。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也希望自己的母亲是美丽的。也许是因为母亲一直都在操劳忽略了自己的容颜，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太过于大意，忽略了时间这把锋利的刀。

母亲说，现在她是没什么牵挂的了，因为我们几个孩子都长大了，生活也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当然，一提起这个话题。母亲不免要开始回忆往事。

那是1974年，文革还没结束，母亲和父亲也才刚结婚没多久。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国家饱受摧残折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由于当时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父亲和母亲新成立的家庭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一张床，一个水缸，一个炉灶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据说当时一日三餐是没有饭吃的，最多喝点稀粥。很快，我的大姐出生了。为了给大姐生产更多的奶水，母亲月子还没满，就去当时村里大队的厨房帮工。大队里经常有上级干部下来视察，伙食相对好很多。当然，这些伙食母亲是享受不了的。母亲只能把那些人吃饱喝足之后，残留在碗边的饭粒刷下来，带回家重新蒸成米饭。

虽然母亲讲的很详细，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讲，这仍然是一件很难用想象复原的事情。据母亲说，那种米饭并不是十分难吃，只是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有点烂嚼起来没什么弹性（就像现在，我们总是觉得母亲把饭煮得太烂嚼起来没劲）。母亲说，虽然那时条件很差，但是她的奶水特别的好，大姐根本就吃不完，为了减轻乳房的肿胀感，还经常奶别人的孩子。

母亲讲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充满了自豪。如果你有用自己多余的东西去满足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的要求的经历的话，你就能感到这种自豪。母亲确实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她用她的丰硕的乳汁不仅使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而且让别人的孩子受到额外的灌溉。

据邻家大婶讲，刚结婚的母亲是一个很健壮的女人。

和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一样，母亲也没能逃脱“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束缚。所以计划生育的概念就像宇宙大爆炸理论一样是不可能存在于她的概念体系之中的。大姐出生之后没多久，二姐的雏形就开始躺在母亲的怀里慢慢的培养了。二姐出生的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如长江之水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改革的春风仍然没有吹绿我们村的那片土地。母亲说，那一段时间的日子仍然艰辛。幸好，健壮的母亲的乳汁依然充足，二姐的茁壮生长没有因为时代的灰色而受到太大的阻滞。

生了两个女孩的母亲并没有垂头丧气，很快我就诞生了。这个时候，据母亲说，村里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我是男孩，母亲和父亲都高兴极了。母亲说，她一生下我，就感到十分的饿，一口气吃光了父亲端来的15个煎鸡蛋。这股高兴的气流在母亲身上呈现为一种长效的强势的作用，表现为整个月子里食欲大增，月子还没结束就抱着我到村里的熟人家串门——她简直就像一个政客宣扬个人的执政观点一样到处宣扬她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