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青年时代，有幸多次会见过孙中山先生，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在他有力的支持下，我负责带队，首次把游行队伍冲进租界，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以及以后几次到孙先生寓所，面聆教诲的往事，始终留在我晚年的深刻记忆之中。

我最初见到孙中山先生是1916年8月20日在故乡绍兴。当时，卖国袁世凯垮台死去才两个半月，孙中山先生应浙江督军吕公望之邀，先到杭州，三日后，于8月19日下午5时左右，到达绍兴。次日上午，绍兴各界召开欢迎会于布业会馆觉民舞台，孙中山先生登台发表了演说。我当时已在母校复旦附中毕业，放暑假，回到绍兴塔子桥老家。听说孙中山先生到了绍兴，也主动前去布业会馆聆听他的讲演。

五四运动那年，我已23岁，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三年级。我学名朱承洵，担任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等职务。

五四前夕，我们同学从报上获悉，巴黎和会正在召开，巴黎和约即将签订，到底订的什么条款还不清楚。而当时日本觊觎山东正在向北京政府递送秋波，扬言要贷款4亿日元给中国，以全国田赋作抵押。为此，邵力子先生曾在5月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麻木不仁之国民》的时评，文中说：

“日本对于山东问题之主张，是否果为东亚和平之福，今姑勿论。但观其集合各派鞭挞政府之气势，固非我麻木不仁之国民所能及矣！”

“国内议会若存若亡，欧和专使相猜相忌，而国民袖手旁观，迄无起而严重监督之者。国法凌夷，外交失败，其咎皆在国民之自身矣。痛哉！”

这篇时评，很有鼓动性，分明在动员人民群众密切注视时局动向，群起监督政府之外交活动。

巴黎和会上政府代表准备秘密签订丧权辱国条款，我们上海乃至北京学生事先是不知道的。那是由于当时任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将国务院所发出的密电内容，到北京东堂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家，如实透露给了蔡先生。蔡先生于5月3日当晚，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段锡朋等，把这秘密公开告诉了学生。当时北大学生原定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得此消息，便提前在五四那天，由罗家伦任游行总指挥，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