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复旦校工所组织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民国日报》6月4日第12版的《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上，发表了一份义正辞严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兹抄录全文如下：

现在我们的中国，实在是危险得很哪！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恐怕全国的同胞，是无人不晓得了。山东是文化出产的地方，又占在中国地理上很要紧的位置。亡了山东，还不是同亡了中国一样了？他们学界的人，结了一个大团体，终日的在那儿奔走呼号，尽他们的救国责任；商界的人，也结了团体，渐渐的活动，要显出他们救国的热心。看看我们工界的人是怎样呢？可算是简直没有一点举动，就是简直没有一点爱国心。唉！难道这么大的中国，单是他们学界、商界救得了的么？难道我们工人不配救国么？要晓得我们工界的人，是占最多数的。我们多数工人不去救国，那还有希望吗？况且我们向来是能吃苦，能耐劳，不好虚名，脚踏实地的。若是拿这样精神去救国，不是格外切实，格外厉害吗？所以我们复旦大学里的工人，办了一个工界联合会，那会的宗旨，就是上面所讲的了。吾们的苦心，就是想唤醒全国的工人，大家快快起来，也办一个联合会，然后联络各处的小团体，做成一个极大的团体。那时候，既有他们的学界、商界大家一致的救国，又加了我们工界的一致救国，那还怕什么山东争不回？还怕什么日本的强暴呢？

这份《宣言》，应该说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充满着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历史责任感和十分高涨的自豪感，它对爱国救亡前途更充满着必胜信心。可是在不少近现代史著作中，都只抽象地写：六三运动，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已日益觉醒，正开始走上政治历史舞台。却根本不提这活生生的《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宣言》，我认为这是十分遗憾的事。至于这份宣言之所以在当时日出3大张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又与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邵力子先生的支持分不开的。

中国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三运动，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它以史无前例的强大攻势，到6月10日终于迫使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此后，我们又一次前往晋见孙中山先生。他老人家当时也十分高兴，还操英语对我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

到了下半年，即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先生在环球学生会作公开演讲。我们复旦同学也前去听讲。他讲的题目叫《救国之急务》，中山先生热烈赞扬了我们上海学联。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强也。”

10月22日，为了答谢中山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的赞誉，我又一个人前往莫利哀路晋谒孙先生。那天下午我登楼时，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未午休，正各自在静悄悄地埋头读书，当时就给了我以极深刻的教育。中山先生见到我，热情招呼我坐下。我说，环球学生会那里先生作的演讲，我也听了，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运动所作的评价。并且又一次向孙先生说，这与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接着，孙先生同我谈了当时北京政府派内务部长朱启钤南来上海议和的情况。他说：“我是坚决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分裂的，但要实现南北统一，先决一条，必须和议双方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思想。”谈话时，他兴冲冲地取来笔墨纸张，在长约4尺、宽可9寸的宣纸上，欣然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署上“仲华先生属”和“孙文”二字的落款，还取出朱红印泥，端端正正地盖上了一方印章。同时对我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作为年仅23岁的青年学生，幸福地收下了这位伟大革命领袖所赐的墨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孙中山先生还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书，这是他亲自译注的《会议通则》，是他根据《英国议会法》写成的，是191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当时孙先生还在书上写了“仲华先生惠阅”，送给了我。他还补充说：“现在商务印书馆连我的书也不出了，他们不出，难道我不会从别处去出？”

中山先生所赠那本《会议通则》，是我们学习民主政治的入门书，我早在1933年就赠送给了绍兴稽山中学图书馆。可惜抗日战争时，学校内迁，此书已毁于战乱。至于“天下为公”这一横幅，幸喜我已于1959年捐赠给了鲁迅文化馆，至今得保存在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此外，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环球学生会所作演讲《救国之急务》，全文当时印有小册子分送，我原也宝藏一本，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会时，邵力子先生任筹备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我将这本小册子送北京，转赠了纪念会。

（责任编辑：宁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