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北京3000余名大、中学生齐集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5月6日早晨，我的老师邵力子先生(当时在上海《民国日报》社任总编和经理)拿了当天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匆匆来到徐家汇复旦大学。因为我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当面嘱咐我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到大礼堂开会。在会上，邵先生先读了报上关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约中丧权辱国条款，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游行示威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报道，然后慷慨激昂地动员我们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难道我们上海学生会没有吗？……”同学们听了，情绪一下子就沸腾起来。当天，马上决定停课，分头出发到上海各大中学校去串连；邵先生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到其他学校去演讲(以后他还在1961年7月《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过：“孙中山先生五四时在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目的是要求全上海学生先团结起来，强有力地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5月7日下午，由当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先生主持，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市民声援北京大会，其中主体是大中学校学生，会后在南市一带游行示威。5月9日各校又停课一天，同学们分头上街演说、宣传，提出了“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等政治口号。与此同时，我们已把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串连好，先后两次来复旦开会，认为在当前万分紧迫的形势下，为了反帝救国，我们学生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又为了避免牵累老师，只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谢绝教职员参加。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终于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学生联合会会所成立。公举复旦同学何葆仁(字子元，福建厦门人，华侨子弟)为主席，瞿宣颖(字兑之，湖南醴陵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之子)为文书，我被推为总会计兼总干事。环球学生联合会会长是复旦校长李登辉先生，这是当时为出国留学生代办手续的组织。上海学联能在这里成立，与李校长的同意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学联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热烈欢迎京津学生南下代表方豪、段锡朋等一行到上海，请他们公开宣讲北方同学掀起反帝爱国热潮以及遭受北洋政府残酷镇压、迫害的实际情况。

上海学联成立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准备全上海统一罢课。原计划定在5月15日开始，后来因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不满北京政府愤而辞职，离京南下，到了杭州。为了与全国学联代表一起，去杭州迎蔡还京，我奉派一同前往，上海学联才一度把统一罢课日期往后推。

当我们复旦同学热烈紧张地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之际，也影响到了复旦的工友。

复旦原有一个校工会，会长名叫徐福，江苏扬州人，系总务处工友，平时负责给学校领款、购书及采购仪器等工作。他在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有好多同学凡家有汇款多来托他代领，托他买书购物等等，向无误差。以后他还当了校长李登辉先生的侍卫。我们在复旦毕业后，有一次徐福做寿，大家还纷纷给他送寿礼。副会长刘福，是当时复旦的门房，也就是负责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此外，还有约40名左右的校工，包括在各学生宿舍中服务者(当时称为茶房)以及伙房中的炊事员，记得其中一位炊事员还善于英语。

在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积极开展之际，复旦校工会在徐福、刘福带领下，也开始在5月19日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经邵力子先生支持，他们还在5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2版《大家都来讨贼救国》副刊中，公开刊出了下面这封信：

学生联合会复旦分会会长先生钧鉴：

敬启者：敝会已于5月19日成立。当时捐洋三十一元，系出诸同仁劳力所得。除敝会印刷传单、分发鼓吹用项等外，尚余二十元。公同决议，捐呈贵会充作经费。自知杯水车薪，无甚裨益。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区区之数，聊表寸衷。谨此奉上，只希哂纳。

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复旦分会启

复旦校工，在信中写了“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说明他们的工人阶级觉悟已大大提高，不再停留在争本身福利待遇上，他们的着眼点已在政治上了，这应该说是了不起的。

运动发展到了5月22日，我们上海学联领导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实现了统一罢课。但是美、法教会插手所办的两所教会学校，也就是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他们借口是外国人出资创办学校，绝不允许学生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学联，并出面干涉、破坏学生运动。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居然下令将参加学联的学生代表章益、江一平等24名学生开除，赶出校门。这事被学联得悉之后，我们一面派代表前往慰问，一面由我请求李校长支持，得到他的同意后，公开宣布复旦大学吸收他们24个同学转学肄业，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教会学校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

在实现全市罢课之后，学联还计划进一步实现罢工与罢市。由于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儿子，在日商银行当买办，他们通过秘密策划，竟发布了一个“佳电”，公开向北京政府献媚。电文中把丧权辱国的责任，全推到驻日公使章宗祥一人身上，更无耻的公开赞扬日本帝国主义接替战败的德国，侵占山东的所谓“功绩”，从而引起了舆论界谴责的怒潮。以后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借口辞职，对实现罢市多次推诿，始终未能配合我们罢课，协同进行。

下一步到底怎么进行，我们心中无数。正在面临困惑为难之际，5月20日，环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突然跑来找我和何葆仁说：“孙中山先生刚才来了电话，叫你们学联去两个代表，时间在今晚7点，地点在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他有要事，要同你们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