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电话之后，我和何葆仁就兴奋地应约在当晚7点到了老晋隆。门口已有一位着西装的人在等着我俩。他说他姓洪，是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代表，他已叫好了3客西餐，一同上楼招待我俩。我们边吃边谈，着重向他汇报了我们上海学联成立后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当前碰到的棘手问题。洪先生认真地听了，然后向我们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口头指示，大意是说：

“这次你们学生罢课，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中山先生非常赞成。但是目前这样温温吞吞下去是不成的，势必会旷日持久，贻误时机。中山先生说你们学生应该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万一工部局出来抓人，中山先生已经为你们请好了外国律师，一名是法国律师叫达商，一名是英国律师叫穆安素，一定会出来为你们办交涉的，你们放心，大胆干好了！”

我们先后谈了约有两个小时之久。洪先生临分别还告知了我们，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叫我们有空时去找他。

有了孙中山先生这般具体有力的支持，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都非常兴奋和激动。在这次会面之前，本来我们上海学联已经决定要在5月31日召开一次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郭钦光是在北京因冲击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不幸殉难的一名同学），为了声援北京，决定会后仍要举行示威游行。但游行的路线，还是在“中国地界”，重点是从南市指向龙华，当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的衙门。在路上，我同何葆仁秘密商量了一下，这次决定要大胆去冲一冲一直被外国人统治着的中国神圣领土——租界。但这一计划，暂时不好公开，因为万一过早公开了，难免会使事情横生枝节，势将影响游行的顺利进行。

5月31日下午，我们学联就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那天会上，我们请五四时在北京被捕，释放后南下到上海的许德珩上台讲了话。会后照例游行，临时宣布分作两路，各约1万人左右。一路由何葆仁带队，南下龙华；一路由我带队，北上直冲租界。

那天下午，骄阳如火，同学大都戴着草帽。我们这支游行队伍，沿老西门走民国路到了老北门，再从河南路直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路过三茅阁桥上海《民国日报》社时，只见二楼阳台上，邵力子、叶楚伧先生等正在向我们招手，并热情鼓掌，给了我们学生以会心的支持与鼓舞。沿途有不少商店的中国职工，看到我们这支首次冲进租界来的游行队伍，还纷纷主动送上一杯又一杯的茶水来招待我们，使我们更加鼓起了勇气。

游行队伍到了重要地段，也就是四马路（福州路）巡捕房，门口站出来十几名中、西包探，其中有一个操着洋泾浜英语问我这带队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只回答：“我们要到天妃宫去！”便径自带队向前走去。天妃宫在河南路桥的苏州河北，是当时上海总商会所在地。看来我们保密得真不差，工部局事先毫无所知，万万想不到学生游行队伍居然会一反往例，冲进租界来。上司没有布置，这些下属的奴才包探，临时连请示都来不及，哪里有啥对应措施，敢阻拦我们游行。只有几名中国包探，紧紧盯住这支万人游行队伍直往北进。过了天妃宫桥（今河南路桥），到了市总商会，负责人早已溜之大吉。两名在场的商会理事，对我们严肃地提出要“限期罢市”这一点，再三声称不敢作主，光是空口表扬我们学生是爱国行动，他们十分敬佩云云。

我们再三叫他们把负责人找来谈话，他们却一直拖延应付。这时，跟来的一名中国包探，也插进来悄声对我这带队的说：“你们学生的行动，我们也是支持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只要你们不要出啥事情就好。要不，日本领事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的。”看来他已等不及了，准备先走掉。

看天色渐晚，我们在平时很难进来坐一坐的上海市总商会大厅椅子上，已坐得差不多了，我便宣布队伍解散，分头回家。这样，免除了整队回去时，横遭不测。万家灯火时分，我们终于胜利结束了首次冲击租界的反帝示威游行。

总之，在孙中山先生具体有力支持下，这是我们上海学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段，公开举行的爱国救亡反帝游行。

过了两天，即6月2日，我和何葆仁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按照洪先生所留下的地址，前往莫利哀路孙寓，晋谒孙中山先生。

这是一所精巧的别墅，听说是一位华侨赠送给中山先生的。到了门口，我俩递上名片，由一位姓马的副官先上楼通报，经孙先生允许后，马副官领我们上楼，他还指点我们把礼帽挂在楼梯下的衣帽钩上。上楼后，中山先生招呼我们坐下，我就向先生汇报了胜利冲进租界游行的经过，并且感谢他派代表对我们学生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中山先生细细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兴奋地赞扬了我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还特别对我们终于粉粹了圣约翰校长卜芳济破坏爱国运动的阴谋活动表示赞赏。他说：“你们能攻破这个顽固堡垒，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这是你们学生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俩听了都非常高兴。座谈了一会，就告辞回校。

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近千人，又连续被北京政府逮捕，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我们学联便临时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商店罢市。6月5日那天，在上海最早罢市的，是开设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荣昌样西服店，因为我们复旦同学常去此店做制服，早与他们的职工熟悉，一经动员，他们就带头关门。于是接着再分头劝说动员，得到了店员工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连锁反应，从大马路到二马路、三马路……家家关门停业，形成了“三罢(罢课、罢工、罢市)的强大声势。当时上海有一家小小的理发店，也贴出了“国事如此，无心理发，关门罢市”的布告，堪称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