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语：“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 子路》）

父子关系是儒家最为强调的一种关系，在孔子以至稍后的时代，父子关系远远高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都是可以改变的，惟有父子关系，一旦发生，就是不可改变的，这一种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

处理父子关系的根本是慈与孝，亦即父慈子孝。慈孝之中，儒家更强调孝。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 学而》）孝是为人之子的根本，如果离开这一根本，不仅不能谓为人之子，甚至简直就不可谓为人。《礼记》曰：“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

（《礼记 冠义》）一个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人，只有当其懂得了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并切实履行当做之事时，才可以称为人。

《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始于事亲，如何事亲？孔子讲，要树立敬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 为政》）有敬心，即是要立诚，要诚心诚意孝顺父母。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 离娄下》）赵岐注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1、孝道对维护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社会道德建设，具有独特的作用。

从孝的意识的产生来看，它基于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而自发形成的最朴素的亲亲之情，是一种“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普世情感和普遍人性。在朴素自发的孝意识的基础上，我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并作出系列基本规定，在孝亲之外，注入社会、政治和教育价值，使“孝”上升为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强化，孝道便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深入人心的社会道德规范。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来强调孝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这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孝为百善之首”、“罪莫大于不孝”。[1]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 “先王有至德要道，至德要道元出于孝，孝为本也。”[3] “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4]孔子作为孝道的奠基人，为什么选择“孝”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石？无疑，“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孔子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而“礼”，即周礼，是孔子实现其理想的基本手段，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世乱纷纷，礼崩乐坏，所以他试图通过理论建设、教育和道德实践，以“仁-礼”的文化心理结构，重建社会秩序，“为万世开太平”。在进行这项巨大的工程时，他清醒地认识到，“礼”是诉诸于强制的外在律令，即使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得以推广，但“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终究难以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的行为。要使“仁”与“礼”成为人们的自觉，必须将之建立在坚实的情感基础上。孔子找到了“孝”这种情感和意识。亲子关系是家庭中血缘承继的人际关系，亲亲之情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基础上建立一套道德规范，不需要依赖宗教的“敬”、“畏”，也不需要凭借政治法令的强制，人们自然而然能接受。以“孝”作为人道之始，作为人性的本根，作为家庭和社会秩序、道德律令的基础，具有强烈的情感归依和充分的说服力。通过孔子等先哲的倡导，“孝”遂成为德行之本，人们立身行事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