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17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把5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在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歌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1斗高粱。这1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即春天借1斗高粱，夏天还1斗1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10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黄河水上原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她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4头牲口(毛驴)的任务。这4头毛驴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农忙季节，她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明没夜地干活，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而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父亲回家后有时会为此训斥我，但母亲总是护着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了。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7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母亲是个好面子、重名节的人。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请客送礼，母亲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总是催父亲尽快想办法还债，生怕人家说三道四。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柜子，这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柜子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到现在，仍然是家里最重要的家具。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柜子的人，不忍心把柜子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柜子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这些树木就能卖出高得多的价格。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小学一年级时，当听说我把拣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老师，受到表扬时，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我。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姐妹5人从小就在村内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11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妒忌别人。每当别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总是很高兴。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母亲目不识丁，但格外敬重读书人。读书人中，母亲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记得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将同班一位同学的恶作剧错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一句话：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村里小学的教师，都受过她的热情招待。这并不是因为母亲想让老师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我们都长大成人，小学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仍然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对待小学的老师。在北大校医院住院时，护士有时尊称她"薛老师”，她很不自在，几次与我提及此事，因为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不可用于她这样目不识丁的普通人。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17岁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时，同公社一个村子想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