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文艺批评几乎无异议地属于本质主义批评——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文学怎么可能没有本质？问题在于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艺批评的标准当然有很大不同：社会生活的反映、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抑或情感的表现、个性的张扬、本真存在的呈现以及艺术形式的完美等等。种种观念和标准之所以争得不亦乐乎，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中有某种观念和标准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则是“错误的”。这些争论本身就预设了文艺作品具有某种确定的性质，而且争论者都把这种预设当作无可争议的前提，结论当然是唯一的，因而也是独断的。

然而，当彻底颠覆传统观念的现代主义文艺和近现代思想观念进入中国之后，文艺是否具有唯一本质似乎成了问题。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先锋派文学实验活动，对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致命的。这种文学实验与此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等形形色色新文学运动都不同，它所反叛的不再是某种正统的文学观念，而是要为文学确定某种意义或形态限制的企图。先锋派的新潮文学实验始终是少数前卫作家的行为，作品的接受者也始终局限于少数“精英”读者和批评家，但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却很重要。９０年代前期轰轰烈烈而又无疾而终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在争辩文学是否应该坚持“人文精神”的时候，已经预示着关于文学具有内在精神本质的想象面临着重大挑战。因为问题的提出就是有些人认为文学正在向商业和世俗趣味“投降”，因此文学和作家、批评家乃至爱好者面临着丢失精神家园的悲惨前景。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学界第一次面临着不同于政治压力的重大文化冲突压力和挑战。如果这种挑战仅仅是来自文学现象层面，仅仅是缺少“人文精神”诉求的鄙俗文学作品泛滥，那还只不过属于单纯的文学环境治理问题。但“二王”、“二张”之争以及“躲避崇高”、“人文精神”等观念的提出，则把这场冲突抬升到了文学观念层面，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认识开始出现深层意义上的怀疑。这已不是文学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文学是否一定要具有某种深刻的内在精神品质的问题。

这场所谓“大讨论”之所以无疾而终默默收场，一方面是因为讨论的话题和概念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到后来几乎不知所云；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场讨论以“抵抗”、“守护”为战略宗旨，结果基本上变成了精英文学的战略撤退。后来的文学活动发展中，商业性、娱乐性、事件性日益突出，无论就内在意义还是外在形态而言，“文学”概念的内涵都被高度泛化和动态化了。人们谈论“文学”这个概念时所涉及的兴趣的中心从完成的作品转向仅仅作为书写活动显现的文本，再从与作者相关的文本转向离开了作者的批评，然后又转向由媒体和商业制造的种种事件。网络文学的兴起则使文学写作突发般地带上了民粹色彩，随意性和恶搞似乎是许多网民写作的主要倾向，好像在对任何一种可确定的文学意义发起攻击。在这种趋势下，当一个人谈起“文学”时他到底是在说什么，这个问题越来越变得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