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各种最新文论观念盛行以来，本质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但在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立场态度方面，多数人其实仍然坚持着某种本质主义的独断论立场。一个比较具讽刺性的例子是王朔。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时期，王朔因为否定文学的传统价值，“躲避崇高”而受到坚持文学精神价值的本质主义者们的鄙视，王蒙因此而仗义执言为他鸣不平。王朔在作品中无数次地拿作家、经典和文学理想开涮，一再称自己只是个“码字儿的”，表明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本质主义所坚持的文学精神或文学理想毫无关系。应当说，王朔比一般人更极端地表达出反本质主义的倾向。然而当他在评论金庸时，却表现出比许多苛刻的批评家更挑剔的态度。他用“不熟的”、“发馊的”菜来形容金庸的小说，显然是想说明自己心目中对小说有更高的要求而并非简单地码码字而已。换句话说，王朔其实是个比一般本质论者更极端的独断论者。说到底，他反对别人提倡的文学本质和精神价值，只承认自己心目中所设定的文学本质。

王朔不是学者，但王朔式的自相矛盾立场和观念并非罕见。中国近３０年来进行了无数次文艺理论论争，早期关于朦胧诗等问题的论争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自不必论。后来的各种论争，如“人文精神大讨论”、“重写文学史”讨论、“红色经典”问题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文艺学边界”问题讨论等等，虽然问题越来越学术化，但论争的结果在推进学术发展的价值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各执己见自以为是，或者自言自语众声喧哗，真正的沟通理解往往阙如。虽然自８０年代思想解放以来，传统的“反映论”、“意识形态论”定于一尊的时代过去了，但随后引进的形形色色理论中有许多仍然像传统理论一样，试图把一种理论以“辩证”的逻辑清除掉所有的阐释障碍而推衍为具有普适性的真理。这种推衍的结果是使一种理论失去了可证伪性，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断论真理，因此而失去了相互争论、对话的可公度性基础。理论多样性就这样变成了互不相干的自言自语。

在学术自由匮乏的时代，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学术生态环境是“百家争鸣”。然而当“百家争鸣”的时代到来时，人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不是什么学术自由，而是无视他者存在的独白式表达，是众声喧哗的嘈杂声浪污染。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百家争鸣”的表象背后仍然是独断论观念对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生态环境的统治。简单地说，这里隐藏着一个未被揭示的问题：批评和研究的目的是否就在于明辨本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