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多样化的时代，谈论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显然变得非常复杂，人们不再相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可以定夺文学作品的生死了。人们越来越发现文学充满着奥秘，文学所蕴含的精神内涵难以用清晰明确的理性文字传达出来，文学的精神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且其正价值与负价值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可能完全剥离开来。更重要的是，文学的精神价值并不是由作家一次性地完成的，文学文本只是一个价值的胚芽，在阅读和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实现其价值。因此，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批评的标准不可或缺，但标准不应该成为批评家的护身法宝和尚方宝剑。我以为，批评的成功与否，往往不在于批评家的标准是否明确，而在于批评家以什么姿态进入批评。如果批评家以唯我独尊的姿态进入批评，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真理，那么就不可能顾及到文学精神价值的复杂性，即使他的标准很好，他对文本的判断也可能与事实不符，甚至南辕北辙。如果批评家以商榷和探询的姿态进入批评，他的标准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很有可能通过商榷和探询一步步走近文本的内核，揭示出深藏其内的精神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批评家的姿态才是决定一切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官”与“导师”的姿态统领着文学批评的园地，大多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在解释文学批评时，也都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分析和判断的活动。众多的文学批评家认真履行着“法官”与“导师”的职责，但他们的工作不见得会让作家们买账，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玄机的精神产品，要对其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非易事。并非人们不接受文学批评家以“法官”与“导师”的姿态出现，问题在于，在这种姿态下，文学批评家是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以什么为评判的标准，却是难以统一的。公正的立场，评判的标准，这就涉及到文学批评家其他方面的素养。当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以及道德准备难以让人们信服时，其批评就难以被人们接受。托尔斯泰就讥讽批评家是“聪明的傻瓜”。有的作家则声称他们根本不读文学批评。如果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长期处于这种对立的状态，文学批评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文学批评中的“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似乎就注定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只能处于对立的关系。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为了解决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干脆主张由作家自己来当批评家。他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所谓大师的批评，也就是指那些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作家所进行的文学批评，也就是作家自己来当批评家，蒂博代最为推崇大师的批评，他认为，大师们既然是作家，就会努力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进行批评，他看待别人的作品时，就会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之心。说他们的批评“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按蒂博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职业的批评家都要失业，而作家从此兼上批评家的职责，大概也就无暇顾及创作了。蒂博代的办法并不高明。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评者是作家的身份还是职业批评家的身份，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姿态。文学批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以“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出现的，这是与人们的认知思维的历史处境相适应的，在人类文明的创立阶段，人类主要面临的任务是对未知世界进行认知和判断，文学作为一门人类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同样需要进行认知和判断，因此文学批评首先承当起了认知和判断的功能，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家最初所采取的姿态是“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但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随着现代思想的深化，人们对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了逐渐深入的把握，意识到文学批评不能停留于简单的认知和判断，否则会有损于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文学批评家逐渐觉悟到，“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不仅得不到作家们的广泛认同，而且也无助于文学批评的正常开展。因此许多文学批评家在批评的姿态上做出了调整，采取了一种对话和交流的批评姿态，通过文学文本与作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达到审美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