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半夜时候就会醒过来，对我说：‘国民党那边看起来是对我们很善意，实际上他们里面有两派，你注意观察后调查一下，看哪一派是支持我们的。’我对他说：‘现在半夜了，你让我找谁调查？’”这是个大圆餐桌，她坐在我的斜对面，徐徐的抽着烟，不应该叫徐徐，但总之很缓慢，和那个年代许多抽烟的女干部不一样，伯母抽烟是因为早年间胃病，为了不影响工作，医生让她抽烟转气，这一抽就是几十年，从满头青丝到现在的满头华发。伯父坐在她的身边，还是那样削瘦。所不同的是，他现在已经基本上不能伸手到盘里搛菜了，都是伯母搛给他，他抖抖索索的放进嘴里。

    小的时候没什么概念，伯父就是伯父，我们去他家，他住在那个城市最深的院子里，虽然是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方，但是没有一点喧闹，重重的松柏和棕榈还有围墙把声音都拦在外面，但他会牵着我和哥哥的手，带我们十字路口东南角的新华书店买书。只要我们要的，他都会买，如果书店没有，他会对书店的人说一下，或者是出差或托外地的朋友给我们买回来。他很少笑，却不是严厉，是含蓄的温和和内敛。和家里的相片一样，他和父亲坐在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藤椅上，他和父亲之间摆着一个小高几放着两杯茶，坐在右侧的父亲略向前倾，而坐在左边椅子上的他则是两手扶着扶手，身子略斜靠在右侧，这个姿势和他所有的同僚一样，一腿搁在另一腿上（二郎腿？）。在标注着“**国营照相”的相片上也标注着时间：那时他和我父亲都被下放着。但父亲仍然是满脸笑容，而伯父温和的脸庞上眼睛虽然含蓄却是睿智坚定的。第一次觉得和别人的伯父不一样是有次父亲带我上医院，经过那个城市最有名的学校时，父亲告诉我说：“伯伯以前就是在这里加入地下党后开始领导学生运动的。”那是八十年代初，“地下党”这个名词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再后来一点是我工作后，一个局长对我说：“哦，原来谁谁谁是你伯父啊。”然后对边上的人说：“这个人了不得，解放前就是**区的书记了。”后来回家好奇的问母亲，母亲说：“你翻一下地方志啊，俩老儿的简历都在地方志上呢。”看完后才真正有点震撼，竟然连我一直觉得是家庭妇女的伯母也是“本市妇女运动早期负责人”。

       我工作后，他有一次病得非常重，只能入院治疗（他平时不愿意住院），我去医院看望他，也是夏天，他住在一个普通的单间里，我那时候已经知道“级别”是怎么回事了，也知道他那个级别应该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就问他为什么不住高级病房，他说：“我这个病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两次，如果住高级病房浪费国家的钱。”我那时候年青气盛，气呼呼的说：“您以为您能节约什么？一间高级病房的钱顶不上那些人的一道菜钱。”他没吱声，我恍惚听到他叹了口气，但看他时，他还是那样温和的样子，我有点后悔，但是觉得自己确实没说错，因为当时我在地税局工作，看到过、也听说过、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公款吃喝。因为他入住的医院离我的工作单位很近，我那时候单位分了房，不回家住，每次下班后就过去陪他和伯母聊天。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他们对我的评价居然是：“小三如果是放在以前，是一块好苗子（指作人民公仆）。”后来我的人生轨迹的改变虽然大部分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句话多少对我也有心理暗示作用：这个时代已经背离了他们奉献火一样青春的初衷，而他们已经无力改变什么了，如果我放在他们“以前”那个年代是个好苗子，那说明我和这个时代也是格格不入。后来他很顺利的康复了，但去年又摔了一跤，医生说不是很乐观，他又坚持不去疗养，理由还是“浪费国家的钱”。我就笑着说：“您还是得去治疗，国家不在乎您省这点钱。”他抬头冲我微笑一下，没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