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洗脑啦。”坐在另一侧的是他的小儿子，“什么都是把党和国家放在第一位。”他抬起头：“你知道什么叫把一切献给党吗？”我和哥哥见到这种势头，举起酒杯，把话岔开。和他坐在一起的父亲说：“你们这代人和我们不一样，党和国家就是我们的全部。”伯母也点点头。

    他去年摔的那跤非常重：基本上不能走路了。母亲告诉我，她和父亲去探望他时，他说：“我只希望看到奥运会开幕就行了。”听到他说这种话，父母很担心，因为以前一个爷爷就是说过“我想活着看到香港回归。”结果在香港回归前夕死了。由于担心他的身体，我们几个孩子就安排了这次除夕几家人一起吃饭。母亲和哥嫂在酒店安排，父亲和我过去接的他，我在院子里等他时，他的两个儿子把他背下来，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仍然感觉到他的削瘦。父亲在前面一辆车上先走的，他们三个人坐的一辆车，我和伯母坐的另一辆车，车上，聊及他的身体，伯母的沉默让我知道可能他的身体真的不太乐观了。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怎么说话。然而我们一起向他敬酒的时候，他很激动，想要流泪，忍住了。父亲也很激动。伯母则是不停的抽烟，母亲则是不断的找一些开心的话题，看着他们白发苍苍，我多少有些感慨，他们的大半生，献给了一个理想，但一切突然一下全都变了。

    饭后在大厅等车来接，无巧不巧的，大厅的假山边上放着几张藤椅，父亲扶他坐上左边那张，自己坐在另一张上，就象那张相片，惟一不同的是，中间没有那个高几，更不会有茶杯，他抖抖索索的把手放在扶手上。我突然想到，母亲癌症第二次入院，父亲去陪床，姐姐彼时已经嫁人，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哥哥读大学了。有一次大暴雨，雷闪电鸣，连院子里那株合抱的梧桐树也摇摇摆摆，外婆和阿姨都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却听到敲门声，我去开门，发现他站在门口：因为下大雨，他特意来看我。（那天晚上，家里的电视不知道怎么收看不了，他没看成新闻联播。父亲后来知道后，把我训了一顿：伯伯无论什么时候，几十年都没停止过看新闻联播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习惯，现在才知道一个人几十年的习惯突然遇到改变时，会是怎么样的心情。）那个时候他已经中风七八年了，行动很不方便，一直是伯母在照料他（不仅是因为病，我现在发现那个时代的官员，好像基本上都不管家务事，一心作工作，没有任何家庭观念），本来是准备伯母过来看我的，但因为伯母要照看孙子，他放心不下我，一定要自己跑一趟，虽然有车送过来，但对行动不便的他来说，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大厅的那一边，他仍然是身体略倾向右侧，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和父亲说着什么，温和的面孔一如几十年来的内敛而坚定。距离我们虽然只有几十步的距离，这几十步的时空里却悠悠的流淌着岁月的河，我突然希望岁月永远定格在那张照片的年代，虽然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理想仍然在，相片中的他们仍然抱着“把一切献给党”的信念，相信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而个人所受的委屈根本是无所谓的。

    注：《把一切献给党》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写的，六十年代，吴运铎与文中所提到的那个死在香港回归前夕的爷爷共事，都是那个单位的党组成员，在文革期间，都受到了迫害，九十年代先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