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以后的认知世界的趋势。这种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也同样表现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领域。因此，从“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到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文学批评家在姿态上的一种进步的表现。对话与交流的批评姿态改变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状态。在“法官”与“导师”姿态阶段，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但这是一种单向度的交流，是批评者向批评对象施予式的交流，因为当批评家采取“法官”与“导师”的姿态时，就预设了一个真理掌握者的前提。而在一元解读现象破灭以后，那些以真理掌握者自居的批评家反而遭到了人们的抵制。对话并不是自说自话的众声喧哗，而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面对一个具有客体化内容的文本在一定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内进行的协商。因此，对话既包括对多元性与差异性的追求，也表达着对宽容与共通性的渴望，是一种交织着主动与被动、多元与一元、断裂与联系的复合过程。如果说批评的本体价值在于建构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建构又是以作品意义的阐释为基础的，那么，阐释作品意义的途径对于批评价值的实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托多罗夫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当代批评所作出的调整，他说：“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汇合。”

当文学批评家采取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时，批评的功能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批评不再侧重于是非判断，而是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探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就力倡批评的建设性，他对建设性的理解是：“同时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犹如我们批评的祖师曹丕，将有良好的收获和永久的纪念。”李健吾将“摧毁”与“建设”对举，更加突显了建设性批评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批评的目的不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敌人将其摧毁，而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有价值的东西，同时要与作者一起共同将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建设好。这就决定了批评家的温和善良的批评态度：即不是从恶意出发，而是从善意出发；不是从否定和摧毁对象出发，而是从肯定和扶持对象出发；不仅从自我出发，而且从能够兼顾他我出发。在李健吾看来，以建设为宗旨的批评可能会用上赞美和恭维，但批评不是“一意用在恭维”，“一个批评者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既“用不着谩骂”，也“用不着誉扬”，而必须做到“言必有物”。建设性批评的背后透露出文学批评家的善意。尽管不能断然说凡是破坏性的批评都是出于文学批评家的一番恶意，但一个批评家如果怀着恶意的姿态去进行批评的话，他的批评肯定是不具备建设性的。

建设性是对话的必然归宿。在文学批评中采用对话的姿态，就意味着批评者以平等的方式与批评对象进行交流，批评者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当成是不可更改的结论，而是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在交流和对话中，让双方的观点相互碰撞和渗透，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而建设出一个新的文学形象。这就是建设性的效果。相对来说，建设性的批评比破坏性的批评更加艰难，因为批评家要从批评对象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哪怕这种价值还很微弱，隐藏在大量平庸的叙述之中，批评家也很珍惜这点微弱的价值。破坏性批评以求全责备的态度对待批评对象，往往以轻率的否定让作家煞费苦心的努力化为泡影。破坏性的批评就像是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在嫩苗的地上驰马”，这对批评家来说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但更容易给作家以及文学事业造成伤害。

其实，无论是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还是采取破坏性的否决，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都是合理的，有时当文学处于僵化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中，破坏性批评反而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关键问题还在于批评家的姿态，也就是说，即使是进行破坏性的批评，批评家也不是怀着恶意的姿态，而是从善意出发。当批评家怀着善意的姿态去进行破坏性的批评时，他的目的是要通过破坏引起作家的惊醒，他就会谨慎地使用破坏性的武器，以免伤及无辜。今天，文学在众声喧哗中只是比较微弱的一种话语，尤其需要文学批评以建设性的方式给以帮衬。当然，当下的文坛也流行着献媚的批评、溢美的批评、说大话的批评、表扬至上的批评，但这些批评都不能与建设性的批评画等号。前面所列的批评都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要舍得丢掉面子、降低人格，就能办到。而建设性的批评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的，是要真正研读文本、思考问题的。因此，建设性批评兴旺发达起来后，那些污七八糟的批评才会偃旗息鼓。

（责任编辑：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