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在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李、胡二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思想观念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并不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在这两个层面上他们的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胡适比较多地注重于思想启蒙方面，李大钊比较多地注重于介入现实政治；胡适比较重视立言，李大钊比较重视力行；胡适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李大钊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过去，大多数国内学者似乎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时也夸大了他们思想差异的程度。在笔者看来，他们之间的那些思想差异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分歧，不如说是毛泽东所谓“矛盾无处不在”的一个注脚，或者是殷海光先生所谓“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之间的那种差别。

联系上述背景分析，再联系此前李大钊的许多文论，我们不难发现他和胡适之间在思想与情感方面的许多共鸣之处。事实上，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的许多内容也都是李大钊常谈的一些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与李大钊对一些问题的共同看法。例如：

第一，胡适在文章中说：“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4。与之相对应的，李大钊曾经说过：“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究竟如何是好呢？”5

第二，胡适在文章中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6胡适这里所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均可见于李大钊的〈可怜的人力车夫〉（1917年2月10日）、〈胡适〈美国的妇人〉跋〉（1918年7月1日）、〈新纪元〉（1919年1月5日）、〈政客〉（1919年1月26日）、〈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1日）、〈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15日）、〈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2月15日）、〈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1919年3月9日）、〈统一癖〉（1919年4月6日）、〈混充牌号〉（1919年4月6日）、〈废娼问题〉（1919年4月27日）等文论。而这些文论又多是不久前在同人刊物《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上发表的。

第三，次提到各种“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伪“主义”问题。这正是李大钊〈混充牌号〉一文的主题。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胡适文章的灵感部分地直接源自李大钊的那篇短文。

据此，笔者认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不但没有暗讽李大钊的意图，相反，他是将李大钊放在“我们”中一员的地位上，认为自己的文章代表着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编辑部同人的共同意见。

那么，在所谓的争论发生前后，李大钊又是如何看待两人的关系的呢？他是否把胡适看成自己在《新青年》阵营内部的对立面呢？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引起争议的史料主要有两个：

第一，1919年4月，李大钊曾经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内容如下：

“适之吾兄先生：

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边的人被了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甚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不知先生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