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解读这封信时，很可能会把文中提及的“主张不同”认做李、胡之间的主张不同。但是仔细研读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后，笔者认为这里的“主张不同”是指“我们”与陶孟和之间8。很显然，李大钊在写这封信时，是将胡适作为“我们”中的一员的。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胡适去做陶孟和的团结工作（胡适之所以可能会对陶孟和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当时《新青年》编委里仅有的两位“西洋”留学生）。

第二，李大钊在〈再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9这里，李大钊的确提到一种分野，但是这种提法引自日本的报刊，而且这种分野中所谓“正统”一方还包含着陈独秀。因此他这段话的真实含义究竟是甚么，笔者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推敲10。无论如何，这段文字只能证明李大钊对布尔扎维克主义感兴趣，却不能反证陈、胡反对布尔扎维克主义。陈、胡当时不谈或少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原因可能很多，如对这个议题的兴趣不如对其他议题的兴趣强烈；或者是对这个问题不够了解不愿妄加评论，等等。据此断定李大钊与陈、胡二人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分野似乎有点牵强。

另外，可以正面揭示当时李、胡关系的史料有：

第一，大约在1919年5、6月间，李大钊为给杜威等写回信事致函胡适。信中说：

“杜威先生和柯先生的信送上，乞为代覆。杜威先生一信，大致系感谢杜威先生指导我们的厚意，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不过政府并没有正式向我们表示他愿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以后进行，还希望他多多指教。……此信不妨稍详，兄可加入些意思。”11

这封信中所表现出的密切的“同志”关系无须再加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倒是他们处理同人之间共同意见的程序和方法。笔者认为这是我们理解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性质和含义的一个很细微然而却很重要注脚。

第二，胡适的文章发表前不久，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为新潮社辟谣启事〉，意在为社会上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部收买事辩诬12。考虑到傅斯年、罗家伦两人在与李、胡两人的关系中更接近胡适的事实，这个启事显然是由胡适主导并起草的，但是这个启事显然也代表了李大钊的意见，因而得到李大钊的签名赞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以前，李、胡二人之间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甚么实质性分歧。双方都自觉地把对方包容在“我们”的范畴当中。这是我们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重要前提。

二

李、胡“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焦点是甚么？这种争论的性质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场争论的意义又是甚么？这是本文要考察的第二个问题。

为了弄清楚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一下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