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李维汉、张闻天等先后再次作整风检查。

任弼时对自己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特别讲到自己对毛泽东有一个认识过程，直到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前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毛泽东处理国共关系和领导整风运动等，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在27日的会上，周恩来结合参加革命实践的丰富经历作整风检查。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当中，他是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情况最多的领导人，他的发言讲得最细、时间也最长。他从大革命后期，一直讲到当时。他作为长征初期最高军事领导“三人团”的一名成员，自我检查说：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错误。“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他认为，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29日由李富春代表中央与王明谈话，告诉他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错误，包括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查。随后，王明给毛主席并中央政治局写信，承认1941年九月会议时的错误，完全放弃自己原来的那些意见。并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克服自己的弱点。”

自此以后，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2月初发出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文件的通知，旨在认识统一战线与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提高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自觉性。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各地高级干部学习研究，把整风引向深入的高级阶段，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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