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有这么几件事让我铭心刻骨。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腊月初一，八十一岁的奶奶昏睡了三天后没有等到她唯一的儿子——我们的父亲从正月离家后不知漂泊到哪里，到春节才归来就撒手人寰带着贫困和对儿孙的惦念永远的离开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那时的弟弟还不满周岁），为安葬奶奶四处奔波，姐姐还不满十六岁，所以里里外外都开母亲一人张罗、应酬。她不但带领我们在奶奶的灵前守灵，为前来奔丧的亲友磕头致谢，还替爸爸做了一个儿子送死去的老人上路前的一切程序。然后几乎倾尽家中所有安葬与她相依为命近三十年的婆母。我们永远忘不了爷爷的蒙弟苏三爷爷和爸爸的蒙兄程福大爷在安葬奶奶时跑前跑后的张罗。今天想起来，像妈妈那样一个柔弱的女子，在当时那种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寒冬腊月安葬一位老人，她所承受的痛苦该有多大呀。等爸爸春节回来时，尽管他哭天嚎地，但另一个世界的奶奶永远也听不到了。

由于安葬奶奶，第二年我们家过早的断了粮，那是个春末的中午，又是星期天，母亲给弟弟喂完奶，把弟弟交给哥哥看，就领着我到二十里外的舅舅家借粮，虽然舅舅家也不富裕，但在母亲的央求下，一向苛刻的舅妈还是借给了我们小米和高粱各半斗。返回时我们走的是山路，因为刚强的母亲怕被别人看见我们去借粮。崎岖的山路，沟沟坎坎，八岁的我紧紧跟在母亲身后，过沟坎时，肩扛一斗粮食的母亲还要拽着我。她领我是为了做伴，因为姐姐要到队里干活，哥哥在家看护弟弟。当时的细节我已没什么太深刻的记忆了，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们到家后天已完全黑了，姐姐在做菜粥，弟弟在哥哥的怀里大声的哭啼着。

那个年代，家家都贫穷，而我们家相比起来更贫困些，我记得我们家所有人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是用廉价的白布自己染上颜色做的，母亲冬天的棉袄里是用袜装一块一块缝在一起的。弟弟要买一本七分钱的作业本，还要等到第二天母鸡下蛋拿着去换。

一九六六年的冬天，文革开始了。旧社会曾雇用过短工和新社会爸爸又犯过错误的我们家，自然而然的成了当时造反派斗、私、批、修的对象。每晚我们都得到队部参加会议，和那些地、富、反、坏、右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批评教育。我们并没有到台上挂牌批斗，一是爸爸不在家，奶奶在世人缘好，更重要的是母亲多年对奶奶的孝敬感动着我们整个村子的人。    

然而，这对于已经成年，自尊心极强的姐姐来讲，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年代讲究出身。每次开会回来，她都痛哭一场，此时的母亲只有轻轻的叹息。

顶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熬到了一九七八年，爸爸也结束了半生的漂泊生活。一九八一年，爸爸落实政策，退休在家，我们也相继升学、就业，母亲苦尽甘来，不再为生计操劳，但抚养孙子的责任又落在她的身上。关于母亲晚年的生活我在《妈妈，你的寂寞是我永远的痛》中已经叙述过。

母亲，那一代中国妇女最典型的代表，她们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坚守，坚守清贫，恪守妇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把中华民族女性的美德诠释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