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每个人来到世上时，都顶着天空中的一颗星星下界。

父亲是颗星。他小的时候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听他的同龄伙伴们讲，父亲学习很有悟性，先生布置的学习内容别人一两天都背不下来的，而他一个上午就背得很熟，所以很受先生的喜爱，尽管平时很调皮，但很少挨先生的戒尺打。直到他从私塾读完四书五经，到后来东北解放后读国高，父亲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父亲出生在文化发达的地区或富裕的家庭，父亲一定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以后的作为一定会很大的。

一九五零年，不满十九岁的父亲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起初在区政府做勤杂，由于他有文化，所以又让他做统计，秘书，到一九五七年时二十六岁的父亲已是区委副书记了，当时他是我们县六个大区中最年轻的区委副书记，而且还有文化，可以说前途无量。父亲也是踌躇满志，和所有人一样，在新中国的建设用火热的激情奉献着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分管的区委工作中每一项任务都完成的非常出色，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更备受上司的青睐。

然而，那个年代对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又有发展的干部是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的。父亲由于是学生出身，接受一些现代文化的教育，比起那些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干部思想稍为开放，思维较敏捷，处理事情更灵活些。也正是这些今天看来是一个人优点的个性，却断送了父亲的政治仕途。

父亲是个健谈的人，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在吃饭时和一年轻的同志聊天，他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见解，而且言辞还比较偏激，又对当场的年轻人开了几句过激的玩笑。结果被早就对父亲产生嫉妒的人，进行别有用心的诬陷，造谣中伤，并控告到上级主管部门。对于发生在父辈们身上的事情，我们晚辈们没有权利去评说，因为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处理问题准则和政策。关于父辈们之间的恩怨，我们也不应该去承担和救赎，他们的故事就应该在他们生命结束时画上句号。冤冤相报，只能使后代不得安宁。何况父亲的问题在三十年后得到了公正的解决。我在这稍加评论，是为了行文更加流畅些。

在上级调查组下来调查时，由于父亲脾气的倔强，心里对自己过去工作成绩的自满，特别是他对一九五九年反右斗争前国内形势的不认识，所以他不但不积极配合调查的工作，反而在与调查组长谈话时还要动手打他。这样就惹怒了整个调查组，他们不但没有实事求是，反而添油加醋，因此在短短的几天就给父亲的问题定了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回乡。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对父亲来说那是灰色的。回到家乡的父亲，懊恼、委屈、痛苦使他彻夜难眠，无数次上诉，又无数次驳回。那个年代一个‘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理由申诉的。

征得奶奶的同意，在妈妈的怂恿下，父亲决定离开令他眷恋而又让他伤心的故乡，到外面去谋生。

在以后近二十年的流浪生活中，父亲在内蒙古草原牧过马，在阜新煤矿挖过煤，在黑龙江的砖场做过泥瓦匠。可以说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打工仔，农民工。但他们那个时代的名称叫‘盲流’。因为父亲有文化又做过领导，所以他在哪里工作，干的都很出色，只可惜他没户口，所以哪里也不能把他久留。因此，他像一个浮萍，四处飘荡。在我记忆里，家就是父亲的客栈，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