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唐山机场的汽车上，我轻声地对她俩说：“千万记住，如果有人问你们年龄，就说58岁。”

 

唐山机场跑道边上，黑压压地躺着、坐着难以计数的伤员，许多身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穿梭其间为他们治疗。

 

机场跑道上，一位指挥员头戴耳机，手持话筒，打着各种手势，指挥着运输机降落。这一批次有十几架运输机，一架接一架，井然有序地降落在跑道上。

 

听说，这一批次运输机将飞往上海、南京、沈阳等地。我想，她们最好能去上海，离地震中心远，医疗条件好。

 

轮到我们上飞机了。我背起“61”，从一架“伊尔－14”运输机的尾部走进机舱。机舱里放着一条条长凳，我将她轻轻放在凳子上。“63”是个很富态的老大娘。她的两只胳膊都有伤，左臂还上着小夹板，我只能咬紧牙关，抱起“63”走上运输机，每走一步，都觉得非常吃力，汗水把军装全浸透了。得知这架运输机是飞往沈阳的。我告诉了“61”和“63”，嘱咐她俩在外要互相照顾，并再次轻声叮嘱：“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58岁。”临别之际，她俩眼里都闪动着泪花。“61”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呀，你也要多保重。”

 

轰鸣声中，载着“61”和“63”的伊尔－14飞上蓝天。我望着天上快变成黑点的飞机，又望着跑道边依旧是黑压压的伤员，有很多伤员还那么年轻。我扪心自问：我把上级规定的“过龄”伤员送上飞机，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每次想到这种选择，我就难受，难受了整整30年。

 

 

送走最后一批伤员的第二天，我们医疗队也要返回唐山市。因夜里我突然发低烧，回唐山的路上，副教导员让我坐在驾驶楼里。

 

一路上，不时看到两三个人被五花大绑在路边的树干上，旁边有荷枪的民兵看守。司机告诉我，他们因抢劫商店和路人而被示众。

 

再次进入唐山区市，首先感到这个城市已经臭了。“安－2”型飞机在市区上空“嗡嗡嗡”地盘旋，播撒着防疫的消毒药。呛人的药味混合着尸体腐臭味，令人窒息。听说为防止来年可能发生的瘟疫，上级命令把已入土为安的尸体起出，重新埋入必须超过1．5米的深坑中。

 

市区内，我看到一些大型塔吊在吊起预制板；废墟上，满视野全是救灾部队。官兵们都戴着口罩、白线手套，但口罩都成了灰黑色，同样成了灰黑色的手套上布满了斑斑血迹。他们仍旧在扒呀扒呀，尽可能地寻找着生还者，但找到的全是尸体，尸体照旧被包裹成“被卷儿”放在路边。

 

我被送进设在唐山市凤凰山公园内的北京军区268医院医疗点。这个医疗点仅接收救灾部队的伤员和病人。两个“男病房”都住满了，全是救灾部队累病和受伤的官兵。我是惟一的“女病房”中惟一的病人。

 

说是病房，实际上四面透风，是在二三十平方米的大篷布下，摆放了二十几个形状各异的床。在这里，我听见不少与大地震有关的事：

 

一个老妇人，坐在一具尸体旁哭天抢地：“我的儿啊，你走了叫我怎么办呀！”哭声引来路人同情的泪水。等路人走远，她捋下死者的手表后再走到另一具尸体旁哭她的“儿”。等人们将她抓获后，捋起她的袖子一看，两只胳膊上居然戴着17块手表。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亲人遇难。一个被誉为“方舟”的“家庭”是由大震后好几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组成的。他们在大震发生后走到一起，在一个用塑料布搭的防震棚里，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时光。“方舟”是唐山人民在大难后自救、互助的一个缩影。它距我的“病房”不远。

 

在大难发生后丑与美并存的时候，整个市区还被谣言笼罩。其中，最恐怖的谣言莫过于“唐山很快就会变成一片大海”。人们传言，因矿山过度开发，整个市区地下已被掏空，地壳下沉，渤海将涌进，唐山将被淹没。谣言搅得人心惶惶，以至于人们见面的话题都是“明天，说不定我们都在海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