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耳，是不幸的，42岁的那年，还被谗言所迫，如浮萍一样，漂泊于列国之间；重耳又是极为幸运的，也正是有了他的那19年的流亡的历史，才使得他最终称霸一方。

流亡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源于心灵的深处，尽管他的身边不乏雄才大略的谋士，也不少楚楚动人的女人。可是没有了家园，孤独就成了心里的大痛。再加之种种的冷遇、轻慢，或有乞食之羞，或有杀身之虞，无不煎熬着这位曾富贵一方，显赫一时的晋国的公子。

可他最终还是忍受了这一切，虽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重耳也不断地显现出他人性方面的种种弱点，这些弱点是他42年的养尊处优形成的。

他流亡在卫国，“卫文公不礼”，饥肠漉漉的他们，无奈地只得“乞食于野人”，而“野人”是“与之块”，就是给了他一块土，无疑“野人”是以一种最为原始的又是最为本真的方式，表示古老农耕人的一种观念，可是重耳，这个曾是王宫里的公子，他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种“馈赠”的，于是，他很自然的“怒”形于色，甚而“欲鞭之”，好在子犯地巧妙回旋，说是：“天赐也。”然后，“稽首受而载之”才免去一场尴尬，或许也是免去了一场灭顶之灾。

好不容易，在齐国他成了贵宾，有了一块安身之地，于是，他那贪图享乐的公子哥儿的习性又占了上风，吹去了理性。他不愿再颠沛流离，他愿意就这样，虽是寄人篱下，却“也无风雨也无晴”地过安稳的日子。可是“从者”们却比他看得更远，在“怀与安，实败名”的劝说无法见效时，他们又果断地断然采取非常措施：“醉而遣之”。这该是一种怎样的胆识。

重耳就是这样在自愿与不自愿中，朝着他的霸主的路上走着，在这条路上，他起先走得磕磕碰碰，后来便顺畅得多；在这条路上，他也走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

过曹，受曹共公薄观裸浴的轻侮而不怒；及宋，遇宋襄公“赠之以马”的虚以委蛇而不愠；即使是寄身于强大的楚国，也不亢不卑，颇有大家风范。在楚王的“何以报我？”的不停追问下，竟敢仗义直言，不让晋国的寸土尺璧，同时还幻想来年与秦、楚大国争霸中原，其气度又是何等的不凡。比起多少年之后的那个“乐不思蜀”的刘禅，确实让人平添了几分敬意。就是当时的楚王也不得不由衷地叹道：“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天将兴之，谁能废之？”

更可贵的还是面对他的宿仇，那个曾经两次追杀自己，逼得他逾墙而逃，险遭毒手的寺人披，以及那个曾有负于他的名叫头须的小吏，重耳也是表现出一种容纳百川的胸怀。这也不得不使千古仰其高致了。

因此可见，英雄的史诗，是由众人谱写的。而英雄本身的经历，也是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自身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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