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韩愈认为今不如古，世风日下归咎于道之不存。韩愈推崇古文运动，在政治上带有盲目的尊古、复古倾向，一心向往禹、汤、文、周公、孔子那个时代的政治格局，对古代圣人赞赏有加，无视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也完全抹杀了人类在过程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的认识十分有限，圣人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确具有不俗的表现，然而到了韩愈所处的唐朝，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活跃起来，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也出现了动摇，封建统治依靠宣传儒教的愚民思想，固然能减少社会上的偷盗行为，但不是一剂医治社会百病的神丹妙药。他在《师说》一文中认识到“术业有专攻”，然而在《原道》中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要求贤明的君王像古代的圣人那样，不但要有超人的智慧，更要精通百技，并亲力亲为，处处表率，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可能找出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事实证明，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精明主要体现在如何整合有限的人力资源把握天时、地利，将整个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他将世风日下的原因仅仅归咎于教育的失败，道之不存——所谓的“道”是封建家族的王道。惟儒独尊，对道、佛两家进行抨击正是出于维护王道的考虑，无视天下百姓宗教信仰的内心需求。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不可能对象韩愈这样的文学大家做出如此苛刻的批评，否则犯了比前人更为严重的错误。倘若菲薄前人的不足是为了抬高自己，那简直是愚不可及，不可救药。我们以新的眼光重读他们的作品，目的是澄清事实。因而，对于丰富的历史文化，欣赏而不是迷信，阅读中加以理性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限于本人的认识水平与社会阅历的不足，只能言尽于此，一番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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