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在翰林院当教授。主讲儒学必修课中的四门。当时有个男同学叫李蟠。李蟠听韩愈讲课，总是第一个早起在教室第一排占座。上课时随时笔记，做认真读书状。韩教授很高兴，就写了一篇古文送给他，题目叫《师说》，鼓励他继续占座，认真读书。这件事要是放到1200年后的现在，也就算不上是个事。大学里哪个年富力强的男老师还不给喜欢的女学生写几首诗啊。但你别忘了那是在古代，堂堂古文运动领袖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男学生写了篇臧否同行的杂文。这一下子就在长安传开了。其中最让广大教师们无法忍受的，是这样几句话：“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这话说得比较含蓄。用现代通俗北京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得了吧。你没见这社会上早就没有几个人真心诚意待见老师了，因为你们这帮老师，连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都讲不清楚。孔夫子比你强一百倍，人家还很尊敬老师，热爱求学。你们这帮蠢货，比孔夫子差多少，却以求学拜师为耻，不爱学习。所以圣人永远是圣人，蠢货永远是蠢货。”这一下子就把广大同行都得罪了。骂老师连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都骂了，还有好吗。在这以后，韩愈在翰林院阶梯教室上课，就逐渐有人敢不打报告直接推门走人了。韩愈怕被学生踹两脚，也不敢上去拽人家胳膊不让走。逐渐风气越发的坏了。

但是韩愈这篇文字留传了下来。今天读起来，还是有非凡的意义。他至少给我们这些启示：

第一：师道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搞坏的。在古希腊，固然有柏拉图这样，带领着一群贵族学生在雅典学圆里饱食终日，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乐趣的学生和老师。但也有以贩卖知识技能为业，热衷司考培训的“智者派”。社会伦理和社会分工还有个人品德，从来没有三位一体过。只有在中国远古时代，在人们的传说中，出现过“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全能型帝王。三代以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都是一个行当的统称。而且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擅长技术和营销自我知识的老师，总是比满口道德说教谦逊谨慎以德立身的老师更能填充社会的需求，尽管不排除后者有时候比前者的知识技能更丰富。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如韩愈所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其二，中国传统教育重点和目标，与其说是要树立道德模范的老师，不如说是培养道德超过社会品均值的学生。韩愈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里的“不必”，是不一定的意思。可见韩愈对当时教师这个行业中总出现败类和学生这个群体中不乏佼佼者的现象，已经是洞若观火。儒家早已有性善性恶之辩，希翼以一两位德高望重的先师典范矫正江河日下的人心师道，不过是痴人说梦。韩愈说，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寄希望于通过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矫正学生本性中恶的根源。让这些知识分子逐渐坚定己行，净化社会风气。

其三。人心失道，师道不过是世道衰败的一个侧面。师道的复兴，只能通过矫正世道人心来完成。人心坏了，世道和师道必定不存。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弑君杀父就成为社会病的表现。在那以后，为了独体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道义，胜利者可以不受任何谴责，就被作为一个公理接受了下来。千百年来，这样的“人心病”是一脉相承的。师道的衰败不过是世道衰亡祭坛上的一个祭品。怎样收拾衰败的人心，才是中国教育下一步最重要的肇始点。

世道、师道、失道一脉相承，人心、人生、人伦一以贯之。在今天，认真思考师道的存亡，思索人心的安危，是更有一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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