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押解劳役的任务基本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劳役逃亡、路途遥远、潜在的暴动等等不确定性因素都会造成这次任务的失败，与其如此，不如主动释放劳役，并以感情激起他们对秦朝积蓄已久的愤恨及反抗意识，让这些劳役及囚徒认识到，横竖都是死，不如就此起事学学陈胜，铤而走险，或许会有生机。这些劳役囚徒认识到四散逃亡不是好办法，到头来被通缉逮住还会变成囚徒，现在有个领头儿的官一起造反，大家一下子有了主心骨。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根稻草也能解救精神。因此，刘邦被拥戴造反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刘邦初期造反的形式其实是落草为寇，躲在芒砀山里，与在县城里的萧何、曹参等人保持联系，酝酿进一步的方案。而另一方面萧何、曹参加强对县令的政治攻势，说服他不能自行起义以呼应陈胜，因为担心不能服众会产生意外，应召集已经在外起义的山头儿力量一起举事，这样那些地方豪强就不敢不从了。此时慌了神儿的县令，觉得萧何、曹参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樊哙（后来成为了吕后的妹夫）跑到芒砀山通知刘邦，城内局势已定，请刘邦出山进城。另一方面，那个擅长装神弄鬼的刘邦岳丈吕公、还有萧、曹等人在民间散布刘邦顺天应人的神话故事，为刘邦造势。但是等到刘邦率领着几百号手下来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县令醒悟过来，要反悔改主意，下令把城门关闭，拒绝刘邦进城，并打算杀了萧何、曹参这两个蛊惑人心蒙蔽主上的家伙，这可把两人吓坏了，赶紧从城墙上顺根绳子跑出来。此时，形势紧急，刘邦就用弓箭向城里输送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咱们老百姓受暴戾秦朝的苦已经够深的了，现在各位父老爷儿们虽然为县令守城，但是诸侯已经群起造反，很快就会来攻打沛县，到时候城池陷落，大家都会被屠杀，不值得啊。请你们挑一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做领袖，主动呼应诸侯起义军，就能保全身家性命”。城里的老百姓哪里经受得了这番蛊惑与吓唬，在加上刘邦家里亲信在里面活动与鼓噪，于是大家一起倒戈将县令杀死，打开城门把刘邦迎入城内。

进城之后，大家推举刘邦做县令，刘邦马上推辞，说：“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此事如果处置不妥当，将会一败涂地，连累大家。我不是珍惜自己的性命，而是担心自己能力有限，不能保全父老乡亲啊。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请大家选择能够胜任的人吧”。事实上可选择的范围很有限，萧何、曹参都是文化人，胆小怕事，也与刘邦心气相通，推来推去，还是推举刘邦，其他人更没有敢出头挑这个事的。这时候谁都明白，这不是什么富贵差事，没有必要抢着干，弄不好夷灭九族。最后选来选去，大家还是推选刘邦作为首脑。刘邦又矫情假意地退却再三，看实在推不掉，才接受了这个“民意”。不过刘邦放弃了县令这个危险系数比较大的职务，因为县令既有可能被平民自发造反所杀，也有可能被妒忌的派系力量篡杀，更有可能被陈胜的起义军来了攻杀，所以，刘邦另起了个中性的名号，叫做沛公，就相当于张头儿、李头儿一样，对人没什么不良刺激。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矫情假意的推让，尽管从释放骊山徒、占山起义到进城整个事件都在刘邦策划之下，尽管从刘邦进城那一刻起，也只有刘邦适合做这个头头儿，无论是在拥戴力量上还是心理准备上，其他人都没有足够的条件。但是刘邦深知自己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也缺乏足够的威信，必须逼迫众人达到心理底线，一次次地口头承诺刘邦为领袖，经过一遍遍地重复，才有可能取得名正言顺的效果，从而也达到在众人中实施心理制衡的目的，不至于日后一盘散沙，或者瞬间反复，或者局部离异。这就是中国式的权术，刘邦深谙此道。

从刘邦夺沛起义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刘邦不仅洞察时局，而且通晓人情世故，权谋术势娴熟内敛，深藏不露。二是秦朝地方防务力量薄弱，县级行政组织形同虚设，对付如火如荼的起义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

刘邦成功建起了自己初步的力量基础，为下一步或急或缓的进取，参与诸侯联盟构建了独立的形象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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