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英雄”是个好词，“革命”是个好题材，“牺牲”绝对是好样儿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所以，无论是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还是我们的侠义小说、“红色经典”，都流淌着相通的血性，尊崇“义人”、“烈士”大概也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具体说到中国，我们的英雄情结似乎更浓一些，“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至高的人格境界，贪生怕死的缩头乌龟当然要遭人唾骂的。因此，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写英雄”似乎先天就占据了绝对优势，不管写得好坏，只要“英雄”就是好的。于是乎，人们像忽地发现了英雄的好处，重写红色经典、翻拍革命题材遽成时尚，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喊杀声不但响彻于黄金时间，而且回荡在田野村头，引得一些热血沸腾的写家和分不清红灯记、红灯照的草台班子一头扎进这个大熔炉中，却不知是不是把好钢炼成了废铁。时至今日，常见我们的作家、导演仍热衷于手起刀落、马革裹尸，仍把杀人、复仇当作英雄的筹码，以一种残酷的暴力美学表现所谓的英雄行为，这种手法未免过于轻率、简单。

当你看到一颗颗人头像瓜瓢一样骨碌碌滚落一地，看到一顿机枪攒射顿时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场面，怎么可能把此类的“英雄壮举”与我们要弘扬的民族精神联系到一起？假如一味地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处理近百年来的革命史、战争史，我们的文学、影视未免太空洞太苍白，即使产量再大，塑造的正面形象再多，最多也只是昔日“高大全”的升级版。当“革命英雄主义”被大面积、想当然地浅薄化、庸俗化的时候，为无怪乎有关部门出来声明说，“主旋律”不等同革命历史题材。毕竟，我们反观历史、回顾战争，不是为了唤醒人们嗜血的基因，而是在歌唱英雄的同时不忘敬畏生命、呼唤正义、礼赞和平，不忘国人所褒扬的“义”应该是敞开的、包容的，它不单要面向一时一事，还要面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空间，直至永恒。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将“义气”理解成了“义”，往往将豪狠理解成了勇敢，往往将不怕死理解成了壮烈，于是许多杀人者都被鲜血染成了榜样，许多杀人事件都被鲜血染出了光荣，似乎这也是一种传统。关于杀人和被杀，一部《史记》早已多有详述，古人当然不会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他笔下的人物，可是，若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当下某些“走红”之作，又有几多超越了两千年前的太史公？

这里仅说五位“名垂后世”的刺客。

一、曹沫：即兴表演 　　

司马迁对刺客情有独钟，在《史记》中专为列传，开篇第一位即曹沫。

鲁国大将曹沫虽有“勇力”，却三战三败，吓得鲁庄公赶紧向齐割地求和。然而，两国会盟时，曹沫却突然“执匕首劫齐桓公”，要他归还土地，桓公只得答应，于是，“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在这里，曹沫算不上真正的刺客，最多只能算半个刺客，他并不想把齐桓公杀死，只是想拿匕首吓唬吓唬人罢了，他的用意只在为自己消除国土沦丧之耻，说到底还是出于自私的个人目的。看他的理由：“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