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赵襄子对豫让有过一次不杀之恩，并夸他为义人、贤人，也算得一位知己，他若杀了赵襄子，便是不义之人，若归属赵襄子，亦是不义之人，报恩与报仇拧在一起，可见，无论他怎么做都有悖于“士”的标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行刺？在赵襄子看来，豫让有一次行刺的表现就足够了，自己有了一次宽宏大量的表示也足够了：“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已足矣”。所以当豫让再次行刺时，赵襄子便有些不耐烦了，他当然不会想到豫让也有他的苦衷，他不知道正是他的所谓宽赦，把豫让推进了复仇的牛角尖，作为一名刺客，豫让只能把行刺进行到底。

豫让再次行刺的结果注定了要“失败”，且看他临终前的慷慨陈辞：“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顾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人是杀不了了，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杀人家的衣服，且是“拔剑三跃而击之”，在这一刻，行为艺术家豫让的行为艺术达到高潮，从形式上完成了他的“死士”之旅。即便这样，赵襄子还“大义之”。他自杀了，赵国志士还“皆为涕泣”。由此可见，豫让的行为艺术没有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要是拿到现在，他的这一表演肯定没有市场，不光引人发笑，还会有人骂他傻B。

豫让，可能是最早为行为艺术献身的人，这位行为艺术的先驱，以他的死完成了对“义”的诠释。

四、聂政：为杀而杀 　　

豫让是“为知己者死”，聂政是“为知己者用”。豫让视智伯为知己，是因为知伯给他“国士”的待遇，那么聂政是因为什么引严仲子为知己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金钱，因为素不相识的严仲子不远千里给他送来了“黄金百溢”。从这点看，这两位同时代的刺客倒有共通之处。

我这样说也许有点俗，也有点损，事实上人家聂政并没有收下严仲子送来的钱，单从这一点看，他的风格要比我们当代的某些漫天要价的杀手高多了，人心不古由此可见一斑。既然聂政没被收买，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走上替人行刺的不归路呢？因为严仲子发掘并放大了他的人生价值。聂政本来就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一个“降志辱身”混迹于市井的屠夫，忽一日有人上门拜望/送礼，还夸他“义甚高”，怎么不令他受宠若惊？虽然聂政当时并未慷慨应允，而是以老母需奉养为由，推说“政身未敢许人也”，但是内心深处已被严仲子征服。所以，当老母辞世后，聂政立刻找到严仲子门上，主动要求“为知己者用”。原来严仲子是从两个方面打动了这位勇敢之士：一严仲子乃“诸侯卿相”，却能礼贤下士，亲自拜会一个小小的屠夫；二是因为聂政“未有大功可以称者”，严仲子却能亲自送上黄金百溢，真乃“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聂政从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满足，既然人家这样看得起他，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你的仇人是谁？让我去干掉他！不问缘由，不问善恶，只问是谁，只管去杀，这就是知己之用！

就因为人家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屠者聂政就豁出了身家性命，甘愿为之献身，这样的刺客与屠夫何异？人家明明就是冲着你是亡命之徒来找你的，人家明明就是来收买你的生命的，为什么你还感激涕零，把那不怀好意的人视为知己，视为恩人？难道这样的杀手脑子里都缺水？难道真的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杀手们只是为杀人活着？

五、荆轲：谁是英雄？ 　　

五刺客中，荆轲是最后一位，也是最出名的一位。虽然他失败了，却被看作失败的英雄，荣耀身后两千年。先前只知道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知道他与秦王拼死逐斗时的激烈，而读过《史记》，才知道了荆轲些许底细，才知道在未成英雄之前，荆轲不过是一个挂剑游荡的投机分子。在榆次，蓋聂一瞪眼就把他吓跑了；在邯郸，鲁句践一声怒叱他就“嘿而逃去”；只是到了燕国，这位“逃跑大侠”才算找到了感觉，和杀狗的屠夫及乐手高渐离交上了朋友，成天和他们喝酒耍闹。“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就是荆卿，接着太史公话锋一转，又说他虽然爱喝酒，但为人“沈深好书”，有点像知识分子，在各诸侯国游历时，结交的都是些“贤豪长者”，燕国处士田光先生也对荆卿另眼相看（“善待之”），认为他“非庸人也”。

做完以上铺垫后，太史公又开始铺陈荆轲这一人才浮出水面的过程。虽然荆轲非同一般，也只是“圈内”知名人士，如果不是燕太丹“求为报秦王者”（谁让他“遇太子丹不善”呢），荆卿就不可能成为名载史籍的荆轲。太子丹求问太傅鞠武，鞠武向他引荐田光先生，田光先生又向他推荐荆轲——田光“自杀以激荆卿”——荆轲还未出场，已先担上一条人命，他还有什么理由退却？可是当太子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荆轲却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话说得够谦虚，也够委婉，然而太子已看准了他，所以“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许什么诺？当然是给他好处，把他尊为“上卿”，让他住在“上舍”，“太子日照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为了让荆轲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命，太子丹确是伺候得毕恭毕敬体贴入微。太史公把个“恣”字用得太毒，试想荆卿定然是风光透顶，得意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一辈子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他就这样轻易得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样死而无憾了……谁知时间长了，荆轲竟一点也不自觉，“未有行意”，于是太子急了，便拐弯抹角地提醒荆轲：秦兵马上就要渡过易水，就算我想继续好好侍奉，恐怕也不可能了。荆轲当然会意，天下没有没免费的午餐，哪能白吃人家的，白“恣”一番呢。于是提出要借在燕国避难的秦将樊於期的人头用用——樊於期也是刚烈之士，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头割了——荆轲还没出发，便又背了一条人命。之后易水送别，其间又见细处：荆轲想等一个人同行，太子却疑他反悔，便要先派副手秦舞阳先行，这下把荆轲气坏了，你当我害怕了？这一去本来就凶多吉少，我只所以迟迟不走，是因为要等一个可以联手的同仁。既然太子这样说，那咱们就诀别吧！

与他的刺客前辈们相比，荆轲称得上一个理智冷静的人，比起聂政来，他要现实得多，聂政拒收“百金”，直做杀手，荆轲则是来者不拒，尽享人间欢乐，聂政是因精神上的满足为知己而死，荆轲是因肉体上的满足为主顾而死，这样一比似乎显得荆轲庸俗了，不过对于一个杀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

结语 　

对这五位刺客，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分别评价说：“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刺客们有实际收益，比如收复国土、夺得政权、报仇雪恨；也有精神收益，比如形式上的复仇、虽败犹荣的反抗。可见，唐人司马贞注重的是刺杀行动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

那么，司马迁又是怎么“曰”的呢？《太史公自序》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刺客列传》结尾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让太史公念念不忘的正是一个“义”字，无论这“义”是谁发明的，无论这“义”的结局如何，只要目的明确，就是政治正确，因其大义凛然、义无所顾、至死不渝，所以值得推许。可见他所看重的还是刺客的“精神魅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刺客的职业精神便是勇于抛头颅洒热血敢于肝脑涂地，如此，便可慷慨赴死，功德圆满。古代刺客就是这样用冷兵器和生命写出了他们的英雄史。

如今，当我们着手塑造新人物、书写新精神时，难道还要借用枪炮和埋在骨子里的那一股毁灭的力量吗？

不要把刺客、杀手涂抹成“英雄”，不要把正义绑架到革命的祭台上，在这个充满神话的世界里，我只想看到更多的活生生的人。

(责任编辑：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