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又在《太史公自序》中凝造了“承敝通变”的名言。后者是前者的略语，都是讲如何处理古和今的关系，以求更好地积累文化、发展传统的问题。它是司马迁治史的伟大抱负和根本目的；是他的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史记》之所以成为饮誉世界、具有魅力的关键所在。它已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迄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资借鉴的价值。

司马迁

司马迁着意讲“变”，可以说，他的《史记》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都在捕捉一个“变”字。他认为“天”是变的，称天变为“天运”（《天官书》）。他认为“物”是变的，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十二诸侯年表序》）。他称历史的变化为“古今之变”，特别重视历史的巨变，说：秦楚的“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楚之际月表序》）。总之，“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是对以往历史观的一种变革，应当引起格外重视。

司马迁十分重视“通古今之变”的“通”字，“通”即贯通，就是对古今之变作贯通的思考。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作了“略协古今之变。、“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等表述。“略协”、“厥协”、“整齐”均指综合、总结，就是通过综合、总结而把握全部历史之变的大纲即规律的意思。司马迁正是这样做的。他两次修正历史的断限，就是为了把握由黄帝到汉初的从统一走向大一统的规律；就是为了把握人心向背是历史发展决定力量的真理。这两点把握雄辩地证明了：古与今的阻隔是可以贯通的，人们是能够化古为今、化传统为现代的。由此我们看到，“通古今之变”，不是简单的历史知识，而是卓越的历史智慧。

为了贯通古今，沟通传统与现代，司马迁采用了三种相互联系的方法，即批判、会通和创新。

首先是批判。真正要贯通古今，沟通传统与现代，必须经过分析批判，因为传统与现代都是精华和糟粕混杂的库藏。如何批判？一要“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语），即要立足于“今”检验古代传下来的道理，经过剖析以判断其得失，以便正确地继承。二要对现代作深入的审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合乎规律的东西，以便与传统相沟通。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司马迁能够提出独具特色的大一统理论，揭示出人心向背是历史发展最后决定力量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受到刘知几的高度称赞，说他是最具有批判现实即“述汉非”勇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