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会通。所谓“会通”，即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前人遗留下来的传统，从新的视角进行审查和综合解释，并与现实的经验相结合，使已经获得的理论成果融会贯通起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可以说，司马迁的全部史学思想都是会通先秦诸子以来百家学说中的合理观点与现实的经验形成的。如儒家的“民惟邦本”思想，法家的“法后王”思想，阴阳家的“循环论”思想，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司马迁的生活经历等等，都是司马迁加以会通的重要因素，正是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批判和综合解释，使其融会贯通，才形成了司马迁的独特的史学观。

再次是创新。批判、会通的目的在于推陈出新，即把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理论成就增添到传统的宝库中去。在这方面，司马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一家之言”，即创新，是司马迁治史的伟大抱负，这抱负已在历史巨著《史记》中变成了现实。《史记》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是和他的不从流俗、不拘经典教条、敢于突现被常识掩盖的合理因素的批判意识分不开的。正是这种批判意识，才使司马迁能够不与俗流、圣见同是非，突破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史学的框架，创立自己崭新的史学思想体系。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为中国“通变”传统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家风和历史观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司马光的《通鉴》、郑樵的《通志》、《文心雕龙》的《通变》、刘知几的《史通》、周濂溪的《通书》以及唐以后的《通典》、《通考》等不朽名著。司马迁的“通变”智慧，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其当代价值。

编辑寄语：

什么是历史？吕思勉先生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原来宇宙之间，无论那一种现象，都是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这个变迁就叫做‘进化’。因此无论什麽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研究历史学，就是要认识这种因果关系。这便是历史学的定义。”（《白话本国史序》）

　　“进化”是历史形成的过程，我们通常一提到“进化”就跟“进步”等同起来。其实，这不完全对，对历史来说，很难讲是进步和倒退。因为进步和倒退的标准实在难定。将进化解释成为“古今的变迁”较为贴切。所以司马迁说：“古今之变”，可见司马迁在一千多年前就由此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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