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之上，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这头牛—边走一边发抖。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用牛血去衅钟。宣王看着这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这头牛。另换一只羊去衅钟。这事让孟子知道了，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连宜王自己都不大相信)，是块好料子，现在只差由他孟轲来给他雕琢成器了。孟子教导他说：光有内在的隐藏不露的“仁心。’是不够的，只有把这仁心中的仁爱表现在政治政策上，推恩于天下，才真正有益于百姓。他尖锐地批评齐宣王“思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乃是“不为”，也就是不在外在行为上行“义”。“义”就是按“仁”的法则去做。这一点、他似乎比孔子讲究实际一些。

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要求人人都有一颗圣贤之心，实在是一种妄想、现实一点的是，要人人都能对自已有所约束。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是使得孔子的不可企及的人格理想走向大众。大众不可能人人在事实上成圣。但大众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孟子对儒学的三点发展中、这一点最值得我们肯定。

第二。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沦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纯学术向政治实践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土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同时，这一套政治构想上有六经之依据，下有统治者之扶持、从而使儒术才能在后来“独尊”。鲁迅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捧起来的”。权势者为什么单单相中了孔夫子．而捧他尊他呢?就是因为孟子的这套政治理论。毋庸讳言。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而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孟子的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构想，必然与专制政治”狼狈为奸”，从而贻害无穷。

简单地说，孟子的政治构想是这样的，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人本性是善的。因此就有仁心的苗子。把这仁心加以扶植，不让其放矢，且使之枝繁叶茂，便是养身了；然后用自身这光辉的形象作样板，“邢于寡妻”(给妻子做道德规范)，便是齐家；“以御于家邦”(以此治理家国)便是治国；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行王道当然是“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此天下太平了。这种构想的幼稚性实在太明显了，而这种幼稚的政治构想竟然蒙蔽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劳心竭虑想求治的士人们只知道耐心地等待一个不失仁心且能把这仁心报恩到广大百姓的圣明君主，并且在无数次的失望后也想不出要另谋生路。直到五四后，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l 6人为代表的知识界，还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主义“呢。在孟子这一棵树上。吊死了多少代的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这里面有统治者的阴谋吧?但我想，关键还在于文化自身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