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此一点，我斗胆说，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它不成熟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成熟的地方。现代的读者能觉得出孟子这一套构想的幼稚，应该说是得力于”西学东渐”，知道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而换一个活法。古代的那些智谋之土，其个人智慧不管多大，也不能窥破这个文化阴影之中的机关。孟子的这一套宏伟的雄辩滔滔的政治构想，包含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似乎有不可摇撼的威严和合理性。但我想，他的前提是否错了?一旦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并且君主们都能不丧失这微弱的善的小苗苗，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妇人以及血腥“相斫”时，还能扶植这个小苗苗，使之蔚然而成大气候，那么，孟子的整个政治建筑都将士崩瓦解。这就要谈到孟子的“性善论”了。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东作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

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苟子的性恶论．并借此认定苟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亡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程朱等生活在古代的书斋中的老儒、以及生活在现代洋楼里的新儒，管他进化了多少代，也还是不能证明“人性善”。不能证明人性善．却依然不妨碍他们谈“内圣外王”，甚至膨胀到认定儒学将要拯救世界、这就只能让人觉得他们有点不诚实。

大概他们天天盼望这世界遭殃。人民倒霉．然后有机会让儒学大放光彩。既已写出“膨胀”一词。不妨再写出一句民间俗语：“狗咬猪尿泡——一场空欢喜。”不同的是狗咬的那个猪下水．不是狗吹大的，所以。这条狗颇让人同情。而现代的新儒家们则是自己吹大猪下水，然后把它想象成一块很杀秤的肥肉。对之欢喜不已。这个歇后语的关键词是“空”。

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列出孟子证立“性善论”的十大论辩。但傅先生也客观地指出，这十大论辩都不能直接证立”性善论”为真。既如此．那就不管数量多少也没用了。十个不完全的论证，不能凑成一个完全的论证。一百个也不行，一千个一万个也不行。这会今新儒家着急，但着急也不行。

可以说，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续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及当今的第三代新儒家们，再也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能在那里发一些空洞的欢呼。像程颐和朱熹，就喜欢故作高深地发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书》的某些字缝里写上什么“学者宜深思”字样——他们说不明白。就叫我们去深思，可我们想来想去也就那么一点意思。而就为这点没有什么意思的小意思，我们一代一代毫无出息毫无建树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它不属于理性范畴，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我们说，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同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相反的经验。比如，孟子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使用的就是经验证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触动侧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但是，我们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如同孟子所说，我们看到一头牛将被杀，一个小孩将落井，马上就会有怜悯和救助之心涌现；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暗暗地有一些别的思想相情感，比如妒忌、争夺之心等等呢?

所以，若以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可以证立人性恶。此外，孟子还特别喜欢类比证明，但用比喻论证实在是冒险的证明，也是证明的冒险。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骗局，这要视证明人的品性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