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朝之所失

1﹑“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朝在统一法令的同时，实行严刑峻法，轻罪重刑，“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在刑罚上规定了笞﹑徒﹑流﹑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刑，而且法自君出。可以说陈涉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反映的即是严刑峻法后的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在秦《法律答问》和《徭律》中可见已征发徭役而迟延的，徭役者和宦吏都要受到处罚。于是出现了不反即死，反亦是死的主观意识。最终“山东豪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由此可见，秦朝最大的过失不是在于经济不发达，军事科技不强胜，而是在于仁义不施。

2﹑焚书坑儒，灭百家之言。虽然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统思想，奴化被统治者，以维护秦族统治。但秦朝通过刑法手段以保证该目的的实现，以致于出现将“偶语读书，以古非今”看作是危害皇权罪如此靡天大罪。并最终出现“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从微观方面来看，这种愚民政策钳制了人民的思想，堵塞了谏言之道路，证实了“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的看法。从宏观上看，此种制度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对于新一统的秦王朝则显然不合适。这也因此成为冶乱世用重典，治新世用轻典，治平世用中典理论的例证。

3﹑好大喜功，修筑豪华宫殿﹑陵墓﹑大型工程。“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至此，“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同时实施诸如阿房宫﹑长城﹑秦皇陵等大型工程，不仅需要投入无数的财力，也需要驾御百万计的民夫。而人民在施工中又受到严厉的对待，这也为天下响应起义起到了推进作用。

4﹑“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严酷的遥役再加之沉重的赋税，使得“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因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贾谊认为秦之严刑酷法加上阿房之宫和赋敛无度﹑赏罚不当构成了“仁义不施”的主要表现，这和他作为西汉初年的攻客的历史地位是分不开的。这其中也体现了通过论秦之过失而提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治主张。当然，这一论断事实上也是客观恰当的。

5﹑“秦王怀贪鄙之心；二世有庸主之行；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代帝王之过，共同造就了秦短命而亡的结局。倘若他们能“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这从反面论证了秦之过在于仁义未失，因此“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贾谊之著《过秦论》，直接目的自然是希望表达其政治主张。但在其文中提及的过失观实则已成为千古以来以史为鉴的经典，他提醒历代统治者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将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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