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或河

荆轲左手提着樊於期的人头，右手把持着督亢地图，倏忽之间就来到了易水之上，荆轲脸上决绝的表情使他看起来充满了英雄气概。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荆轲恰如被人头和地图所劫持的人质，那颗脱离了身体而独立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图恰如身上缀满炸弹的恐怖分子。被挟持的荆轲，作为人质的荆轲，用平静的外表掩饰着内心的仇恨和波澜；荆轲在努力保持着难得的身心平衡。但荆轲知道，自己身心的平衡很快将为外界的东西击垮。尤其在这将要告别燕国之时，任何一件东西都可能成为压倒这只纸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恰此时，易水不失时机地映入了荆轲的眼帘。

在《刺客列传》里，长于叙事的司马迁有一个明显的硬伤，就是司马迁自始至终只字没有提易水分别的具体时间；不仅如此，在刺秦全过程中，我们都无法找到直接相关的时间表述。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疏忽，以司马迁的严谨和认真，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为司马迁所舍弃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季节呢？

按照《刺客列传》的记述，当时参与易水送别的人皆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很显然，对于太子的宾客们来说，荆轲要上路绝对是个突发事件，不要说上路这件事，就是策划中的刺秦事件参与的人也不会太多，因此，他们听说这件事才会极大地吃惊。即使太子的宾客们有意识地将易水送别变成一场服装秀，但荆轲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时间很可能短到让他们来不及为这场服装秀再设计时装，生逢乱世，谁能顾得上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因此，他们的出场服装难免因陋就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他们服装的自然意义、社会意义才不显多余。

因此，“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的细节至少反映了以下事实：一、太子及宾客的白衣冠不是临时定做的，也不是特制的，他们穿在身上的东西，可能就是压在箱底的一件普通的衣服，他们戴在头上的帽子，可能就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头饰，这些衣服既然不是特制的，那么就是日常衣服；二，依据物理学的简单原理和生活常识，为了多吸收太阳的光波，寒冷的季节，人往往选择穿深色衣服，而在气温较高的时节，往往会选择浅色衣服。在琼瑶小说里，我们见过太多“一袭白衣”之类的说法，对这个词，直接的感受就是和夏天有关。易水送别，那么多人那么整齐地穿上了白衣，戴上了白帽，可以确定他们穿的一定是夏装（当然，在古代，居丧之家所穿的孝服也以白色为主，但丧礼所规定的“五服”已经将衣服的颜色和质地作了严格的规定），由此可以推知，易水送别一定发生在夏季，最迟不会超过中秋，最合理的时间应该是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才显得不那么傻逼，给人的观感才像那么回事。如果是深秋或冬天或早春，一件夏衣显然无法对付，假如内穿冬衣外穿夏衣作马甲，显然不伦不类。

在刺秦的诸要素中，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显得异常重要，那就是水（或者称河）。

水为五行之一。从古至今，水的文化价值为五行中的翘楚，对水的爱慕和追认几乎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始终。当然，很多时候，“水”流动于“河”里，在古人那里，“水”和“河”成了意思非常接近的两个词。最早的诗歌典籍《诗经》开篇《周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河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如此风雅的开篇给予了水非凡的气质，注定了水的不同凡响。“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流芳余韵贯穿了《诗经》全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的断霞散彩也将《诗经》打扮得顾盼生辉。当然，这一切都徘徊于感情的层面。

直到孔子横空出世，才第一次借助水喊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绝唱。这是水的作用的伟大升华。后人继续演绎水的神话：上善若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水被赋予无限的诗意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无限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