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明哲保身的晁错终于被杀。后人对他的死，提出了各种看法。有人认为他是因为他公报私仇，逼急了袁盎，反被袁盎咬了狠毒的一口（司马迁、班固、李贽）；有人认为他错在敢做而不敢当，临大难而又不敢自任，反而要景帝亲自统兵去和叛乱诸侯对阵，犯矢石之险，从而既使景帝不快，又给小人钻了空子（苏轼)；也有人认为他不该用术教景帝，更不该不知防止景帝对他用术{司马迁、王夫之、梅曾亮)。但我以为，这一切都不重要。真正的问题出在他不该相信景帝刘启。相信帝王，背倚帝王而以术临制天下，这是法家理论的盲点——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帝王之术驾御之下的一分子，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他们所背倚凭恃的，不是坚强的后盾，而常常倒是锋锐的“后矛”。

我们来看看景帝是如何玩弄晁错，玩弄“弃子战术”的。

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他上了一封按劾诸侯罪过，乘机削夺其土地的奏札。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应该行之机密才是。事实上，此前晁错谈这类问题都是“请间言事”(请求屏退别人，私下交谈)。而景帝竟然把这封涉及如此敏感问题的奏札公之于众，“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一下子就弄得天下汹汹滔滔，“诸侯喧哗”，仅十几天的工夫，就激起吴楚七国的叛乱。而晁错则成了众矢之的，不仅成了诸侯的众矢之的，而且成了那一帮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朝廷官僚的众矢之的，他们怪晁错惹出事端，使他们不能再安享“太平”。比如那个执掌军权的大将军窦婴，就“由此与错有隙”。以景帝之才智，他难道不能预见这样的结果?他可是学过“术”的!清人梅曾亮的《晁错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削七国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敢居其名，故假错以为之用。”“帝特以错为饵敌具耳！”刘启是把晁错当做自己的诱敌之饵了!

在此之前，晁错已明确的给景帝分析过，吴楚之反，不可避免，其是时间的早迟同题。“削之，其反亟(早)，祸小；不削，反迟(晚)，祸大。”景帝当然知道长痛不如短痛，养痈必然遗患，倒不如早日捅破这一渍痈，以求根治！于是，他便以晁错这奏札为契机，抛出晁错，激出吴楚，一劳永逸，彻底解决这一自汉立国以来四代(高帝、惠帝、吕后、文帝)都没能解决的政治肿瘤。

十余日后，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七国俱反，其口号即是“诛晁错，清君侧”。双方都把晁错作为幌子，也实在令人感慨。景帝与晁错商量如何退兵，晁错以为，把数百万大军交给大臣，不可信，很危险，不如景帝带兵出战，而自己留守京师。正商议未定，晁错结怨的窦婴推荐了与晁错宿怨极探的袁盎来见景帝。袁盎对景帝说，他有一个退敌的好主意，但只能单独对景帝说，不仅要屏退左右．连大臣也不能在场。晁错只得满怀怨恨快步离开。待只剩下他和景帝两人时，他对景帝说：“——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具备中人以下智商的人都会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意。首先，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已苦心孤诣地准备了30多年(30多年前，他的太子在京师与当时做文帝太子的刘启下棋，轻狂不逊，被刘启抄起棋盘，砸烂脑壳而死，从此记下仇恨，埋下反叛宿愿，景帝刘启才是他的真仇人)，用刘濞自己的话说：“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任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他岂能真是为了一个晁错?30多年前，晁镥还在呀呀学语呢。如果说晁错真的激怒了他们，也只是使之早反而已，这点既早在晁错的洞悉之中，叉岂是景帝所不知道的?

对此袁盎应该更了然于心：早在袁盎去做吴王相时，袁盎的侄子袁种就对他说，“吴王骄横日久，国家多奸人。……你去后，自全之策，就是每日馈酒，不要管事，时时劝劝吴王不要反叛就是了。是王反叛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吴王打出诛晁错的幌子，袁盎也借机公报私仇，欺天欺人欺良心，他后来被刺客刺杀，也不得善终，岂非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