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治通鉴》的这段文字中，申不害的“知”和“行”发生了分离。他一方面推行治国之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规则，另一方面，当人情世故面临到他自己身上时，也也会不由自主地违反起自己所主张的观点来，所以招致了韩昭侯的非议。可见，在申不害这里，“知”和“行”是分裂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轻知重行”的世俗文化，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尽管中国文化中的“知行关系”也有从认识论方面来阐述的，比如墨子，但毕竟没有形成主流，因为中国文化向来注重的是道德实践，而非改造自然界，满足物质利益的功利实践。正因为此，“知行合一”才有着市场，并逐渐成为了文化中的主流。在这里，所谓“知”，不过是“致良知”，是对内心中对“大体”的体认，从而上升为一种道德实践上的自觉。所以，知和行是统一的，须臾不可分离。这种观点和苏格拉底的观点思路是一致的：一个人之所以作恶，只是不知道善是什么，一旦知道了“善”,恶行自然就会停止。知道什么是“善”而不去行善，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正如王阳明所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既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之所发处，便是行，一念不善，便是恶行。” 于是，特殊的实践要求将“知”和“行”的关系提上了日程，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经常争论的焦点。

　　我在解读《资治通鉴》的时候，将中国文化定位为“仁”与“智”的纠缠。其实，这只是一个角度，一个视野，对之可以从各个方面加以阐发和论述。在知行关系上，“仁”和“智”的纠缠，就表现为“知”和“行”的混淆。“知”是理性的一种运作，无论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而是道德实践上的体认，都是一种理性的表达。这里，虽然个人的历史性和私人情感仍然还起着作用，但相对而言，对于纯粹的“认知”而言，“个人”往往是不在场的。但“行”却是纯粹属于“个人”的，过于私人化的东西，他不仅受到“认知”的影响，还受人的出身、信仰、情感等个人化因素的制约，可以说是完全私人化的。

　　一个人可能能对“道德”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确是一个十足的流氓。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诧异。上面的申不害，在国家治理和群体实践方面才华横溢，但落实到自己身上，却很难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将“知”和“行”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培根，是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写下了很多优美的散文，表达了其对爱情、人生、社会的很多深刻的见解，但我们哪里知道，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海德格尔是德国著名的大哲学家，但在二战期间却因为支持纳粹为他的一生打下了难以抹平的污痕；维特根斯坦尽管二十几岁就成名了，但他是一个同性恋；法国哲学家福柯死于艾滋病，叔本华去过妓院；尼采变态度追求过一个姑娘。如此等等，都是一个人的私生活，是其个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生追求，我们没必要将其的生活和个人的实践同其学说联系在一起，不能因为康德对爱情有过深刻的分析，就因此而认定其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谈恋爱的高手。如此等等，只要我们略加动脑子分析分析，就会慢慢体会到“知”和“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天然的过渡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