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西方人大多能够将“知”和“行”、“知识”和“价值”区别开来。“知”是“知”，属于经验层面，纯粹理性的认知层面；“行”是“行”，属于超越经验的个体实践层面，二者不能相互僭越。研究马克思的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未必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纲领和指南；相反，那些信仰马克思的人，未必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我们在理性上认识到了，在行为上未必能做得到。比如一个人失恋了，他的朋友都会苦口婆心地安慰和劝告，失恋者尽管也知道朋友说的有道理，也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是就是无法在痛苦中摆脱出来。同样，那些劝告失恋者的人滔滔不绝，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如果他也失恋了，他的这些理论估计对他自己也很难奏效。

　　正因为此，西方的名人、伟人并没有因为其在道德人格上的缺陷而影响其作为名人和伟人的地位。相反，在西方人眼里，这是非常正常的。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搞办公室恋情，大家也就是当笑话说一说，他仍然当他的总统。所以我说，在西方，“知”和“行”是分离的，你的“知”可以作为理论成果，可以作为话语，等待着大家的评判；相反，你的“行”是你的隐私，任何人都无权干涉，除非你触犯了法律。正因为此，我说西方有一个独立的“智”的传统。

　　但这个传统在中国是没有的，知和行的不可分离，使得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捆绑在了一起，道德的独断化，实践的重要性，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给“知”一个独立的地位。就拿“老师”来说，要为人师表，如果一个老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在私生活方面不检点，我们就会说他衣冠禽兽。一个科学家，其人格好像必然是完善的，经常听到对一些科学家的采访，被采访者在接受采访时总是激动地说“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之类的话，好像没有如此高的品格，就不会有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一样。其实，完全是两码事。中国人对此老是混淆在一起，很难在实践上加以区别。于是，中国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背上了巨大的道德重负，喘不过气来。比如有人说你办好事，是当代雷锋，你就必须咬紧牙关把雷锋扮演下去，稍一疏忽，就会身败名裂。因为这里没有个人多元化选择的自由，道德的评价已经将所有的选择通道完全堵死。

　　中国好像对什么都有着“独断化”的偏好。传统文化讲道德独断化，而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将西方经验层面上的科学引进来以后，又开始将“科学”独断化。对科学的疯狂崇拜，让西方人都会目瞪口呆。电视上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打着“科学”的名义对民众加以影响，从中牟取暴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科学地规划”、“科学地生活”已经深入到国人的骨髓。好像一个东西不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必须加以取缔。其实，人类切入世界的方式是多样的，认知、道德、审美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思路和角度，不能相互僭越，更不能将其中一个独断化而排斥他者。可惜，我们的文化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

　　还是波普尔说的好：是坚持价值判断的一元决定论，还是保持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二元论并存，应被视作区分封闭社会文化和开放社会文化的重要标志。

至此，对那一小段文字的解读全部结束。

 （责任编辑：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