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智”的纠缠，使得我们的文化把所谓的“目的”和“手段”混淆在一起，根本不是什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道德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个体的修身立命，另一方面是群体的政通人和。周文王灭商，在西歧“阴修道德”。讲道德本来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呢？因为道德不仅仅是修身立命的目的，更是追求事功的手段。但是具体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又有谁能将二者看清楚？一个人到底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是在真正地践行道德还是以道德之名行龌龊之事？我们已经无法分清，更可怕的事情在于：我们没有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将为二者划分界限，使得事实与价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捆绑在了一起。

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王道还是霸道？如果是以德治国，从“仁君”到“仁政”的一一贯之确实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状态。这也正是孟子苦苦追求的。可是，但一切都要靠拳头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心情在那里平心静气地将道德，潜移默化地改良社会的土壤？所以，孟子在战国时代不受欢迎。大家的眼珠子都红了，你还在那里说“与民同乐则王矣”，未免显得迂腐了。如果以法治国，则势必能够减少国家的内耗，极大地加强国家内部的凝聚力，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法是如何产生的呢？其产生的程序又是怎么样的？如果法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适的社会土壤，其产生的程序又是严格和公平的，那么则为“良法”；相反，如果法是统治者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是统治者为了某个功利的目的强迫人们去遵守的，则为“恶法”。不管这个目的在当时看来是如何地合理。这样的法律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却能达到预期的功效，但是一旦超出人们承受的底线，那么就会自掘坟墓。就拿商鞅变法而言，商鞅依靠秦孝公变法，完全依靠秦孝公的支持自上而下强力推行，运用国家的机器强迫人民遵守。更因为孝公活的时间比较长，才让商鞅能够在秦国执掌大权19年。正是这19年，才使得新的法律在秦国切切实实起到了作用，达到了国富兵强的目的，为以后的统一打下了基础。但是，当严刑酷法猖獗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人民承受的底线，农民起义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秦朝统一六国，虎狼之师所向披靡，何等的威风。可是想不到，秦帝国的灭亡又是如此地迅速，可谓呼啦啦大厦倾倒，一发而不可收，让人瞠目结舌。秦国的治国方略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岂有不灭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