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地把恶表现出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行不通的。对国家是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国家残酷地对待子民，就会亡国，尽管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骤至富强。对个人而言，如果你是一个十足的小人，连伪装的本事都没有，结果也会死亡丧身之地。但反过来说，单纯地讲道德耶是要不得的。行仁义，讲道德，守诚信，在武力争夺的时代就会被别人当成猴来耍，当成傻子来玩弄。就像今天一样，你做人太老实，太憨厚，只有被别人欺负的份。就像战国时代，那些迂腐地固守“先王之道”的人只能成为历史的玩笑，而不会得到任何的怜悯和同情。“政通人和”与“富国强民”好像是一对矛盾，不可兼得。哪个王朝的崛起是靠布施恩德，教化天下呢？同样，通过高压政策使得国力上升的王朝又会造成天幕人怨，从而祸起萧墙，开始内耗。

对个人来说难道也不是如此吗？那些恪守道德观念的人又会如何呢？他们或者杀身成仁，或者就死取义，走上一条不归路。还有的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仅仅靠理想来治国，而不看形势，不着实际，近乎笑话地失败了。而那些小人气十足的人下场也没有好到什么地方去，商鞅连逃跑的地方也没有，反复无常，不讲诚信，给自己留下的就是死路。

于是乎，仁和智就开始纠缠在一起了，从汉朝开始，“外儒内法‘的治国模式开始形成，并影响了中国政治几千年。“外儒”，就是给人一种温情脉脉的形象，是“仁之施”；“内法”，是通过严酷的专制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冷酷无情的驭人之术，可谓“智之用”。能将二者维持在平衡状态的朝代就算伟大了。可惜，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往往是稍纵即逝，不能长久。过于布施恩德，实行仁政的国家的人民是幸福的，但国家是不幸的。一旦丧失了对外扩张的虎狼之心，就无法抵御强敌，比如宋朝。经济的繁荣和屡被侵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至“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而那些梦成为天朝大国的朝代，国富兵强，拓疆扩地，但势必仁政不施，天怒人怨，祸起萧墙。儒家倡导“中庸之道”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野心只能隐藏在温文尔雅的面孔下，仁之下，其实是智之用。道德不过是自己利用的工具，而非其安身立命之处。只有这样的人估计才能生存。而像商鞅这样一个才华横溢，但却赤裸裸地多行不义的人，死于非命在意料之中。而那些所谓的仁人志士，因不知变通，或被愚弄，或走上不归路。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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