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发笑的不是别的，是人行动的结果恰恰背离自己动机的初衷。这就是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玩笑”。

历史沉浮，无论是流血的战争，激进的变革，从宏观的角度看，目的无非两个：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从理论上讲，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国家不富强，经常遭受侵略欺凌，国内的人民哪里有幸福可言？话说回来，国内的人民饥不裹实，颠沛流离，这样富强起来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二者似乎是统一的。

但我们纵观历史的长河，问题决非如此简单。逻辑上的统一无法阻碍现实中的断裂和分化，以至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成了历史中的一个两难选择，无法同时兼顾，要么选择前者，要么选择后者。

《吕氏春秋·长见篇》曾经有这样一个记载：周武王灭纣以后，把吕尚封在了齐，把周公旦封在了鲁。有一天，吕尚和周公旦的关系不错，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治国之道。周公旦问吕尚：“何以治国？” 吕尚回答说：“尊贤尚功”。吕尚问周公旦：“何以治国”周公旦回答说：“亲亲上恩。”太公望说：如果你这样治理国家，鲁国的国力就会慢慢地削弱了。周公旦反驳说：鲁国虽然削弱了，但我的子孙却能前后相继，齐国看似强大了，但齐国以后的君主未必姓吕了。此言果真不假，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齐国果然不是吕家的天下了；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但却是三十四世而亡。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盖尊贤上功，国威外达，主权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弑之祸；亲亲尚恩，以相忍为国，虽无篡弑之祸，亦不能致富也。

更为糟糕的是，国家也不富强，人民也不幸福，既没有做到“国威外达”，也没有做到“亲亲尚恩”也就是内忧外患。这种场景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

历史的发展可能正是为吕尚和周公旦的这一段对话作注解的。但更为微妙的是，不同的历史给出了不同的选择。战国时代，战乱纷呈，民不聊生，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那些不富强的国家只有挨打受气的份，相反，那些拳头较硬，实力较强的国家却是占尽了上风。在这种“争于力气”的年代，谁还会去推行“亲亲尚恩”呢？我们看到，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唯一的目的不过是国家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