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过：“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均有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文学，宋人把唐代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词发展到了极致，让它终于走出了诗的边疆，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而大放异彩，是中华文学的奇珍异宝。

词本是用来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辞，歌唱人世的欢乐与悲伤。燕乐流行于歌舞酒宴之间，适宜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之际演奏或演唱。它完全是用来享乐的。人们休闲的时候，一般都喜欢听软糯轻柔、风光旖旎，能够让人放松神经、心情愉悦的歌曲，而不需要像那些进行曲之类的作品。越是经济繁荣富裕的城市，人们越是追求生活的质量，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富足，词的需求量也就越大。这就极容易激发词人的创作欲望，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越多。换言之，词是都市繁荣的衍生物。唐末五代，天下大乱，许多文人不知所从，他们对社会失望了，不再努力追求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且图眼前的快乐，歌词创作第一次走向全面繁荣。欧阳炯描述当时的创作情景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花间集序》）这样的生活享乐及其创作场景，也为北宋都市描绘了一幅典型的风情画。

北宋文臣的地位大大提高，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赵匡胤平定天下之后，从自己身上，看到倚朝廷过分重武将潜在的威胁，所以，他杯酒释兵权，把军国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重用文臣治国，正如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所说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那样，读书为宦成为文人的第一动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无数读书人渴求的幻想。许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的文士，通过十年磨一剑，萤窗苦读而一朝成名，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即使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在闲暇之时，也陶醉于诗琴棋画，过着优游自如的快乐光阴。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王得臣《尘史》载，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拿祖传宝剑的剑鞘上裹着的一两银皮去换酒，与客人一起饮酒过节，这真是黄连树下弹琴——穷途末路中苦中作乐，而且开玩笑说准备过年时把宝剑当掉去大喝一场，人不堪其忧，而兄弟俩却不改其乐，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呵。虽遭困厄而不移其志的执着和洒脱，至今还让今天的我们感动。最后两人皆立身朝廷，为一时显赫权要，金玉满堂。这时他们又怎么样呢？

钱世昭《钱氏私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宋庠（庠为宰相）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原来宋庠读书是为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治国平天下出大力，立身扬万，荣宗耀祖；而宋祁呢，其目的与乃兄恰恰相反，拼尽全力攻读的目的就是摆脱困厄，满足人生的享受，尤其是口腹声色之欲，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就是为了今天可以穷极奢侈，大富大贵。不要以为宋祁这话浅俗得很，其实很实在。今天许多身居高位而腐败的干部在做穷学生时都奋发踔厉，立志改善家庭的贫苦境况，得志后就灯红酒绿，穷奢极欲。这与宋祁何其相似！

我们再看看宋祁做官后过的是什么样生活：

“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