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他家里小蜜众多，大家争相邀宠，寒冷的日子里，小宋在锦江举行宴会，感到寒冷了，请人拿马甲来穿，小蜜们争先恐后，拿了背心、裘衣，让小宋御寒。而小宋呢，怕穿了这件不穿那件，有厚此薄彼之嫌，这些女人都是自己喜欢的美女，随便得罪了，弄得她们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可不是好玩的。于是干脆一件都不要，平均是平均了，自己却挨冷了，也不知道这些美人们事后又是怎样想的 。

同样是这本书里，记载小宋晚年修《新唐书》：“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点燃的蜡烛如椽子粗，你看到过吗？“红袖添香夜读书”艳丽生活正是古代文人所积极追求而乐此不疲的。那些文人，即使家境贫寒，也会凑趣到青楼里找一两个红颜陪伴他们，聊解寂寞与空虚。可是，宋祁身边的姬妾正儿八经是“家养”的。两边姬妾夹侍，最起码有五六个，甚至一个班吧，修史书要这么多姬妾围绕着干什么？二氧化碳太多，也有碍健康。说穿了，他就是忘不了享乐——秀色可餐呵，修书修得啤酒了，望望这些女人，亲一口，握一下手，都像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精神马上就会高涨起来！

总之，整个社会都在享受生活，追求生活的质量。纵情玩乐，蔚为成风。有钱有势的，休闲时，放松心情，走出家门，去听听歌，看看戏。或者与青楼女子春风一度；普通平民，兴致高时可以去瓦肆里听“说话人”说故事，当时听“说话”已经成为市民生活里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这些人在讲故事的时候，也不时地穿插一两首歌，边说边唱，如果说得精彩，唱得动听，就会惹得听众抓耳挠腮，心痒不止，会频频光顾。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概言崇宁年间京师的富丽昌盛，说：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

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遊；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在到处都是声色狗马，到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社会气氛里，流行歌曲就非常迅速的发展起来，歌词的需求量大增。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些词人在加入到享乐的大军里的同时，自觉地拿起笔创作新词，用他们活色生香的作品，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这成为社会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青楼对歌词的需要量最大。宋代的色情业最发达，红灯区遍布大都市的各个角落。那时的妓女，不像今天操皮肉生涯的女人，她们大多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会唱歌，能写诗，擅弹琴。尤其是“营伎”，一般都不卖身，只卖艺，凭她的歌声、舞技、琴艺、画功博取客人的欢心，而不是靠低级、下流的勾引技巧拉客的。这些妓女每当得到一首高手写的新词，喜不自胜，马上配上相应的曲调，迅速唱给高贵的客人，很快会得到这些客人的青睐，迅速地窜红起来。

在这样的情景下，词就必然与“香艳”之类的题材发生联系，歌楼妓院就成了催生歌词的温床。这些地方最适宜男女活动，也是新词最流行的场所。人们带着一种娱情、享受、寻找刺激的心理去玩乐，欣赏歌妓妙音，听“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曼声细唱，莺娇燕柔，该是多么浪漫！如果，在这种灯红酒绿、寻欢作乐的娱乐场所，让歌妓舞女们伸长了脖子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边复回……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或者是板着面孔唱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哪里是享受，简直是大煞风景，那些达官显贵早就怒目圆睁了。因为这显然与光顾这个“歌厅”的目的背道而驰。同时，歌妓们老是唱一首歌，观众也会听得乏味，那些显宦权要也不会频频光顾，这个地方的生意就不好。普遍享乐的社会风气，需要那些具有旖旎风光的新词的不断产生，而歌妓们装出娇媚慵懒的情态，歌唱那些男女相恋相思的软绵绵的“艳词”，既可以招徕顾客，同时也能挑逗男人的情欲，那是最吻合青楼神圣目标的。应该说，“艳词”的内容取向是由其流传的场所和所发挥的娱乐功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