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7]（《世说新语·容止》）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8]（《世说新语·容止》）

这种种夸张地对人物风貌的形容品评，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正是当时魏晋士人审理理想和趣味。

2．不拘于礼法，不随于俗，任诞放达

魏晋名士生逢乱世，对儒家名教的虚伪性深恶痛绝，追求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面对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他们纷纷走向了崇尚老庄、酗酒佯狂、傲啸山林的道路，开创了一种率性而为、任诞放达的风气，表现对礼法名教的怀疑与蔑视。以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9]（《世说新语·任诞》）

这对封建礼教来说，无疑是一种大胆的举动，有人讥笑，他却不以为然地说：“礼岂为我辈设也？”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极大蔑视。

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而阮籍却“居丧无礼”，深引礼法之士的不满。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10]（《世说新语·任诞》）

嵇康为人性情刚直，对名教之徒傲然漠视。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夫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1] （《世说新语·简傲》）

刘伶嗜酒如命，放浪形骸，他常乘鹿车，携酒出游，叫人拿锹跟着他，说：“死便埋我。”[12]《世说新语》记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13] （《世说新语·任诞》）

“竹林七贤”的任诞狂放，是出于对司马氏亵渎礼教、利用礼教的愤恨，“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14]

   3．对功名富贵的鄙弃

魏晋士人对礼法名教的否定必然带来的是对功名富贵的鄙弃。汉末的战乱使得士人们更强烈地关注死生，探求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他们把一切都建筑在由生命意识而产生的自我意识之上。

在《世说新语》中有一段关于嵇康的故事：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15]（《世说新语·栖逸》）

求功名必然意味着作为虚伪的帮凶，更因为在功名富贵的表象下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所以，对功名富贵的鄙弃，成为当时受压抑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

针对利禄之徒的虚伪无耻，绝俗的士人以人格上的真率来对抗，“掇皮皆真”、“清真寡欲”（《世说新语•赏誉》）成为一时的品鉴标准，而对于利禄之士的装腔作势，则报以辛辣嘲讽。

名士们以自己的绝俗标准来评价名士的风度：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16] （《世说新语·赏誉》）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17] （《世说新语·识鉴》）

仅因思念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辞官回家就很有意味，至少表现了对功名利禄的鄙弃，“人生贵得适意尔”，关键是要活得潇洒自在，这在魏晋名士中是颇有代表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清雅脱俗，不滞于物

与魏晋士人追求的绝对自由人格理想相适应，魏晋名士往往表现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18]（《世说新语·任诞》）

王徽之雪夜访友，完全是意到兴随，兴趣所致，“见戴”是一种功利目的，而“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着重却是兴趣，只要尽兴了，见不见戴逵又有何关系？这种超功利的审美的生活态度，表现了魏晋名士自由洒脱、不滞于物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