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虎

流氓无产者的形象肇始于汉高祖刘邦。遥想当年，汉高祖还是刘三的时候，因艳羡于始皇帝的兵马威仪，遂产生了“大丈夫当如此”的罪恶念头，由此可以看出，刘三们不是反抗现行的体制而只是宣泄自己肮脏内心的邪恶欲望。对比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豪气，二人的精神境界判若云泥。但刘三的呐喊却是流氓无产者的党章，千年以下，衣钵相沿，薪尽火传。在这样的行为准则之下，流氓无产者从来只能破坏旧秩序，而无缘创造新秩序。流氓无产者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古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书写下叛逆而无意义的诗歌。

譬如洪秀全，科举的失利，使他看清了科举的吃人本质，也萌发了他邪恶的愿望。在对旧秩序不存丝毫幻想的情况下，洪秀全假借宗教的名义开始了抗争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胜利。之后就是欲望的毫无节制的发作，一直把远东变成了最大的妓院（朱大可语）。“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信念制造了一批批流氓无产者，也断送了一批批流氓无产者。他们循着邪恶的道路，最后毁于邪恶。所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好，“吾恨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也好，无非是流氓无产者用来骇人的虎皮大旗。

在功能完备的社会体系中，真正的无产者是没有出路的，为秩序所允许的改变身份和处境的大门在没有打开之前就已经对他们关闭了。在看不到未来的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无产者要么心如死灰，自生自灭，托体同山阿；要么怀着刻骨的仇恨活着，他们抱着对秩序的强烈质疑和对命运悄然反抗的信念并最终为这样的信念所异化。他们的典型就是孙飞虎和红娘。

刘邦是被太史公高度符号化了的，更多的人不可能成为刘邦、洪秀全、李自成，便出落为孙飞虎之类的鸡鸣狗盗之徒，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赚一个”的底色渲染之下，以虚无的浪漫主义激情，短视的理想主义准则，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从阶级属性上看，孙飞虎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他具备了流氓无产者的一切属性。他们最典型的性格就是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带来的强烈的破坏欲望，因此他们的形象经常和暴力及恐怖主义相联。流氓无产者的暴力有时候剑锋直指国家，但更多的时候，其暴力的霜刃往往指向国家利益的个体代表。在《水浒传》里，更多的暴力甚至指向了蚁蝼般的无辜者。这时，我们看到的是流氓无产者被暴力所异化的狰狞的嘴脸，暴力与恐怖本身成了目的，一代代流氓无产者前仆后继奔向暴力与恐怖，放纵着邪恶的欲望，并为邪恶的欲望所左右，在二十四史中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他们高傲地扬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孙飞虎手中有半万人马，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鸣锣击鼓，呐喊摇旗”的惟一动机就是：“近知先相国之女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矣。”一言既出，半万人马即围困普救寺，崔莺莺顿成囊中之物。这是用暴力改变分配（当然包括美色分配）的一种典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