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奇作品，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宣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①汤氏认为这种一往情深﹑超越生死的感情不同于普通的男女恋情，而是“情之至”。所谓“情不知所起”，是指这种“情”乃与生俱来，不需要任何具体缘由；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则是指这种“情”具有超越生死的绝对自由性。这种不能“以理相格”的“情”，即是所谓“至情”。我们认为《牡丹亭》中的“至情”主题并非汤氏凭空创造，而是渊源有自。梳理浩瀚的中国文学史，人们将会发现这种“至情”主题早在原始神话中便初见端倪，并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演变且最终定型。

一﹑二妃殉情——“至情”主题的原始胚胎 　

关于舜帝之二妃娥皇、女英的神话传说，古书中较为常见，《山海经·中山经》即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②的记载。在《水经注·湘水》中，传说舜之二妃是溺水而亡的：“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③而《群芳谱》则有如下文字：“世传二妃将沉湘水，望苍梧而泣，洒泪成斑。”④可见二妃是伤心欲绝，含泪殉情的。西晋张华《博物志·史补》云：“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⑤

这个在民间传说中逐渐成型的凄美神话故事有三处情节特别值得后人重视：其一，二妃深爱自己的丈夫（这是其殉情的基础）；其二，二妃因为丈夫的死悲痛不已，最终殉情而亡；其三，二妃死前，泪水溅竹而成斑状，故成“湘妃竹”（即斑竹）。考诸文学史可以发现，以上三个情节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后世表现“至情”主题文学作品的三大要素：男女互爱、殉情而亡、天显灵异。

如果说娥皇、女英的故事纯属神话，那么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则多少可从古代典籍中找到一些历史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杞梁妻郊迎丈夫灵柩的记载：“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⑥类似的记载还先后出现在《礼记·檀弓》和《韩诗外传》中，据考证这便是孟姜女传说的源头。到了汉代经学家刘向的《列女传》中，原先的历史记载不但加入了许多“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内容，而且掺入了不少神话成分：

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倚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巳。”遂赴淄水而死。⑦

汉末蔡邕《琴操》所录《芑梁妻歌》则以诗歌形式反映了《列女传》的上述内容：“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离别，哀感皇天兮城为堕。”⑧此后经过多番加工演绎，形成了各种版本的孟姜女传说。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有关孟姜女的传说，至迟在隋唐前后已基本定型。其后这一传说还被逐渐纳入史家笔端，清刘於义等撰修的《陕西通志》卷二十九即有如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