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太平广记》卷三五八记载的陈玄祐的《离魂记》，则与《牡丹亭》的情节主题有着更加惊人的相似之处。《离魂记》记载了王宙与张倩娘离奇的爱情故事。王、张两人互相钟情，但是张父毁约将女儿嫁给他人。王宙悲伤地远走他乡，倩娘郁病而亡。令人称异的是，倩娘死后魂魄却跟随王宙，两人居蜀中长达五年之久。五年后，夫妻归省张家，倩娘肉身与魂魄合而为一，实现现实世界的大团圆(17)。这一传奇生动地演绎了一段神奇的游魂故事，其思想基础无疑是早在娥皇、女英神话传说中即已表现出来的天人感应观念。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观念，使得后世文学作品中一而再地出现游魂和起死回生的故事情节，从而让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实现在虚幻世界或现实世界的大团圆结局。到了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成功地将《离魂记》改编为元杂剧《倩女离魂》，首次完成了以戏剧的形式演绎“至情”主题。

总之，在二妃含泪投湘江的殉情模式和天人感应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两类表现“至情”主题的爱情故事逐渐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类是以《孔雀东南飞》等为代表的在虚幻世界实现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另一类则是以“崔护”等为代表的在现实世界实现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这种虚幻与现实的二重变奏完全可以视为《牡丹亭》“至情”主题的两种雏形，并深刻地影响着“至情”主题的最终成型。

三﹑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至情”主题的哲学升华

《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因梦中之情而相思成病，并最终香消玉殒。在阴间，杜丽娘以情感动判官，使得灵魂得以追寻梦中情郎——柳梦梅，实现在虚幻世界大团圆。这种出自本能﹑发自内心的情感追求最终使得杜丽娘还魂重生，实现与柳梦梅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肇端于二妃传说的“至情”主题所包含的三大要素，在《牡丹亭》中同样存在。但是，与以往的爱情故事相比，《牡丹亭》中的“至情”主题明显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此前的爱情故事言之凿凿，似乎总是在诉说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间传奇，人物﹑情节均体现出纪实的味道。而《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却别具匠心地构思出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情境，在《题词》中明言：“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18)意在把戏剧中的杜丽娘作为“至情”典范来演绎，以戏剧形式展现其哲学理念。这种写作目的，明显有别于此前的爱情故事仅着眼于爱情本身的局限，而是将爱情演绎为普遍的人性，从而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完成了“至情”主题的哲学升华：

（一）感情基础上升为天赋人性。杜丽娘不是因现实中的爱情而死，而是为梦中之情而亡。在现实环境中，杜丽娘是个受重重束缚的官宦小姐，青春的活力和天性的本能在窒息的环境中受到严重的束缚。其父杜宝对女儿珍爱有加，请来理学卫道士陈最良做老师，希望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19)。但是这种出于封建礼教的“爱”，却是扼杀杜丽娘人性的罪恶之手。其母也同样深爱自己的女儿，以至于连衣服上绣花的样式也要管：“怪他裙衩上，花鸟绣双双。”(20)迂腐的陈最良讲解《诗经·关雎》，不外乎是依经解诗，这对青春貌美的杜丽娘无异于一种身心的摧残。处在这种道貌岸然的封建贵族家庭，杜丽娘不可能有一见钟情或者青梅竹马的爱情机会。所以，她的爱情只能建构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之中。在梦中，她品尝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千般爱惜，万种温存”(21)，长久压抑的真情终于奔涌而出。这梦境是如此可贵，以至于让杜丽娘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病死在寻梦的徒然渴望之中，正所谓“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22)。

不难看出，与此前类似的爱情故事相比，《牡丹亭》的爱情基础已不再局限于男女恋情，而是上升到“一生儿爱好是天然”(23)的人性高度。这种“天然”的人性正是“至情”主题产生的哲学基础和不同凡响之处。

（二）殉情结局演变为现世追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并没有在窒息的现实环境中退缩，而是展开了不懈的反抗，昭示出情的伟大力量。她不仅为这场梦中之爱耗尽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而且在阎罗殿据实禀告，争取到了化作游魂的机会。在梅花庵（即原来的杜府“书斋后院”），杜丽娘见到了反复把玩其画像的柳梦梅。身为鬼魂的杜丽娘完全摆脱了当时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和爱人“幽媾”。但是，戏剧并没有在这种虚幻世界的大团圆情节中结束故事，而是继续展现杜丽娘为“情”而作的斗争。杜丽娘向柳梦梅说明真相，让他掘墓，使之还生。死而复生是杜丽娘为“情”斗争的继续，实现了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为梦中之情而死表明杜丽娘情之热切，死而灵魂相随表明其情之真挚，死而复生则表明其情之强烈。但这还不是杜丽娘“至情”的最终结局。杜丽娘在捍卫大团圆的成果上，也表现出果敢和坚定。在“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24)的金銮殿上，面对父亲“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25)的责骂，杜丽娘据理力争，坚称“阴阳配合正理”(26)。最后经圣上裁决，叫他们父女﹑夫妻相认，归第成亲。杜丽娘的“至情”不仅实现了现世大团圆，而且这种胜利的果实竟然还得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殉情结局的这种现世演变尽管只是汤显祖的一厢情愿，但无疑强化了“至情”主题的社会意义。“至情”的最终结果不是指向单纯的爱情团圆，而是具有了向当时社会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挑战的意味。事实上，汤显祖在《题词》中发出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27)的诘问，完全可以视为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28)的程朱理学的否定和批判。

（三）感情象征物包含“以情抗理”的哲学意蕴。在“洒泪成斑”的二妃神话中，湘妃死前泪水凝成的斑竹无疑是爱情的象征物。在后世类似爱情故事的发展中，合葬墓或连理枝﹑相思鸟﹑双飞蝶等成为感情的象征物。而在灵魂相从或者起死回生的神话故事中，人们已经可以更清晰地窥见“至情”主题象征物的影子。在《牡丹亭》杜丽娘的身上，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女性对情欲的追求和斗争，而不仅仅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这种情超出了男女爱情的范围，而与汤显祖所处时代的“天理”相对，上升到“人欲”的范畴。当封建统治者所谓的“理”成为“情”的桎梏时，“情”必然要突破束缚，出生入死争取最终的胜利。因而，“至情”的象征物表面上看仍然是灵魂相随和起死回生，但由于“情”的内核不同，“至情”的象征物也就有了一种新的意蕴。《牡丹亭》中的灵魂相随和起死回生不仅仅象征男女之情的胜利，更象征着人性的解放和胜利。左拉在评价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时说过：“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29)在我们看来，《牡丹亭》中的“至情”象征物便具有这样的时代先锋意义。它们业已成为汤显祖“以情抗理”、“以情反理”思想理念的艺术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