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畿》本事传说完全具备表现“至情”主题文学的三大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合葬情节，一方面象征两人在虚幻世界的大团圆，另一方面也是爱情的见证——“生不能共罗帐，死也要同坟台”。而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合葬之后，有连理枝﹑比翼鸟出现以彰显爱情。这些都清晰地展现了早期的天人感应观念在民间文学中绵绵流传的轨迹。

实际上，从《华山畿》之后，以“同冢”为题材的悲剧性婚姻故事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民间传说大致产生于东晋，据清翟灏《通俗编》卷三七转引《宣室志》，这一传说可能于晚唐已经基本成型：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14)

南宋时，这个民间传说又开始出现化蝶的结尾，以表达人们对这对苦命鸳鸯的赞美与祝愿。成型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同样具有三个典型情节：第一，梁祝相爱（殉情的基础）。第二，梁山伯因祝英台嫁给马文才，忧病而死，出嫁的祝英台经过其墓时，天崩地裂，英台跃入墓中，墓遂合（殉情）。第三，死后同冢和后来添加的化蝶结局都显示了他们在虚幻世界实现了大团圆。于是二妃神话传说中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在翩翩双飞的神奇蝴蝶上再次体现出来。

而自《孔雀东南飞》之后，连理枝﹑相思鸟的情节也开始频频出现在不同的故事当中。例如干宝《搜神记》卷一一就有如下记载：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15)

韩凭夫妇双双殉情，二冢之树，枝叶交错，并有雌雄鸳鸯交颈悲鸣。这种神奇的天人感应现象同样显示出原始神话的痕迹。

这些表现“至情”主题的悲剧性婚恋故事在不同的传说版本中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物与细节，但主体性情节始终如一，与原始的二妃神话传说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较之二妃传说，它们的结局或者合葬，或者出现成双成对的灵魂象征物，实现了虚幻世界的大团圆。

从二妃传说中一直遗留下来的灵魂不灭﹑天人感应的观念，还引发了后世爱情故事用另一种方式演绎这种类似的“至情”主题。在这类故事中，爱情的大团圆不是在虚幻世界实现，而是在现实世界完成。爱情的力量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完全达到 “死可以生”的程度。最著名的是唐朝诗人崔护的故事。据孟棨《本事诗》记载：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16)

爱情的泪水和呼唤竟然有起死回生之力，充分显示了爱情具有超越生死，实现在现实世界大团圆的神奇力量。在天人感应的前提下，死亡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爱情的力量可以驱使灵魂返回躯体，重新复活。这正是对二妃爱情主题的另一种形式的演绎。崔护故事清晰地反映出《牡丹亭》“至情”主题的雏形至此已基本成型。